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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545～547页；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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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太炎（章炳麟）：《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期1907年7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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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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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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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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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载梁启超《变法通义》，华夏出版社，2002，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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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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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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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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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政论》第一期，1907年10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10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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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政论》第一期，1907年10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1065～1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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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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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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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载梁启超《变法通义》，华夏出版社，2002，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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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刊，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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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1911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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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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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政论》第一期，1907年10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1065～1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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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于参与辛亥革命政治博弈的政治力量，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有的采用二元说，即革命派与清政府，或者南方与北方；有的采用三元说，即革命派、改良派和清政府。笔者认为，参与辛亥革命的政治力量主要有四，即革命派、改良派、清政府和地方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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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清政府为预备立宪，于1905年派遣大臣赴国外考察宪政，考察报告即分别由梁启超（《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和杨度（《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所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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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学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法触及了满族王公贵族的特权和利益。史载光绪“雅不善八旗所为，颇思黜满人倚汉人，又欲革旧习，冠汉姓，融洽无间，为子孙久远计，满人多怨之，萋非之言日闻”。参见（清）恽琉鼎《崇陵传信录》，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830～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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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政府成立内阁，十三位国务大臣中，满人八席，汉人四席，蒙人一席，且满人中皇族五人，史称“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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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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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称，武昌首义的次日（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即改咨议局为都督府，组织谋略处议定五项事宜，其中就包括“改政体为五族共和”“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但实际上湖北都督府采用的是“十八星旗”而非“五色旗”，公开文告中也没有“五族共和”的相关内容，与上述史实并不相符。由于没有其他资料印证，笔者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出于政治需要，民国时期关于辛亥革命的许多史料都有伪篡的嫌疑。参见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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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第4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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