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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俄共（布）之所以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抱有戒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孙中山成为“凯末尔”第二。凯末尔曾经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但是他随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苏联反目成仇，令苏联在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提供援助时有点杯弓蛇影。用鲍罗廷的话说，在被土耳其的热咖啡烫过一次之后，俄共（布）在国际援助方面连一杯凉水都要用嘴吹一吹。也正因此，俄共（布）才会对孙中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更加敏感。所以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其实还是外蒙古、中东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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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于莫斯科），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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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孙中山在此前提下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参见《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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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于上海），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16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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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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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于莫斯科），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2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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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日和8日于北京），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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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于上海），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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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313～314、329、330～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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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巴拉诺夫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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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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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鲍罗廷抵达广州的时间是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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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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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早在鲍罗廷到来之前已经开始实施，但是成效不大。孙中山于10月18日签署命令，任命鲍罗廷为改组国民党的顾问和组织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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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通过了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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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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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对于是否应与国民党合作，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同样尚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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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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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对宣言的起草过程毛泽东1945年在《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1945年4月21日）曾有如下回顾：“（国民党一大）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孙中山）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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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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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105～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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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鲍罗廷笔记》（1924年），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66～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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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476～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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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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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第423～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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