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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进一步发挥戴季陶把“三民主义”划分为“能作”“所作”两部分的思想，以“知”“行”学说统领“三民主义”，将孙中山“三民主义”视为纯粹的“原理”和“理论”，另起炉灶专门炮制了一套“三民主义实行程序”，为其继续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宣扬并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施行专制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按照蒋介石的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系——实质上是戴季陶所伪篡的“纯正三民主义”——可以分解为六个部分：原理（哲学基础）、内容、革命原动力、革命方略、革命实行程序、最后目的[32]。其中原理和内容部分，被蒋介石统称为“理论”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知”。这部分基本延续了戴季陶主义的思路，认为三民主义以仁爱为基础，以民生哲学为原理，以“天下为公”为出发点[33]。而革命的原动力、方略、程序和目的，属于“三民主义实行程序”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行”。蒋介石认为，“仅仅有了主义，没有革命的实际行动，就只是一种学说”，因此“不但要研究主义，还得实行革命，唯有努力革命以贯彻主义，才是真正的信仰主义”[34]。蒋介石所创造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以“诚”为其“原动力”，以“力行哲学”和“以党治国”为其“革命方略”，以“五种建设”为其“切实保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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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蒋介石“三民主义”实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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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谓的“革命的原动力”，就是综合“智”“仁”“勇”为一体——以智“知仁”，以仁“博爱”，以勇“行仁”——的“诚”，其意为实现主义而“择善固执，贯彻始终”。在他看来，“诚乃一切德性一切事业成功的基本要件”，“我们一切的德性和事业惟有根之于仁性，发之以至诚，拿一片赤诚来尽忠于国家和民族，尽忠于上官和部下，尽忠于朋友和同志，然后才能有真的道德和事业，才能真正的救国革命，完成复兴民族的大业”[36]。蒋介石所谓的“革命方略”，包括两个方面：在个人，是“力行哲学”，宣扬“不必人人去求（知），只在人人要‘行’”的“只要行，不用知”。蒋介石强调，“总理发明‘知难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们注重‘行’字”，“我们有了最高尚最伟大完善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今后的责任就是照着来实行，用不着再有一点怀疑，再来多研究什么理论！只要诚心诚意共同一致的努力做去，我们一定可以成功”[37]。在政治方面，则是“以党治国”，以中国国民党为“实行革命的总机关”，“一切革命力量、革命行动，都需要从这个机关里放射出来”，实现“以党治国”和“以党建国”，“以党来管理一切”[38]。宣称“一切方略程序，总理已经为我们详细的订定了，我们只须按照方略，依着实行”[39]的蒋介石，却没有“按照方略，依着实行”，而是将“三民主义”从程序上解构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40]，在内容上解构为包括教育、军事、经济“三个方面”，涉及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五种建设”，最后实现所谓“建国”和“大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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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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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戴季陶与蒋介石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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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悉心构建的“力行哲学”和“三民主义实行程序”，与其说是沿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毋宁说完全是一种假借“三民主义”之名、奉行专制统治之实，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影响的专制思想和独裁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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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儒家思想为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思想体系提供了两大理论支撑点：一个是“知行学说”，一个是“仁爱道德”。戴季陶宣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41]，鼓吹“孙先生不是西方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家，是中国几千年正统思想的承继者”[42]，是“中国继往开来的圣哲”[43]。蒋介石同样宣称“三民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精神之所在”完全是“历数千年一直传下来的”“历史文化的正统”[44]，是“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美德的遗传”[45]。戴季陶以“知行学说”确认“仁爱”和“国民革命”的可行性，认为“不知不能行”，“能知就能行”，“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46]。他认为“支配阶级的人”能够主动“抛弃他的特殊的阶级地位，恢复他的平民的地位”[47]，为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因此可以在“仁爱”基础之上建立“阶级联合”，通过进行“国民革命”而不是“阶级斗争”去实现三民主义。但在实际上，没有哪个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会为了“仁爱”而舍弃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更不会有哪个染指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会良心发现而主动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压榨和剥削——“能知就能行”的“知行学说”不过是痴人说梦般的空想。无论是戴季陶还是蒋介石，对建立于“仁爱道德”和“知行学说”基础之上的“民族革命”和“国民革命”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现实其实心知肚明。就是戴季陶自己，也不得不从“仁爱”之中引申出“纪律”二字，宣称“不仁就是反革命”，“就可以用纪律来制裁他”[48]。在“清共”“灭共”的过程中，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毫不迟疑地撕下了“仁爱”的假面具，早已证明所谓“仁爱”不过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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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戴季陶还是蒋介石，都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推崇。按照戴季陶的理解，“军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的制度，“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49]。戴季陶认为，“建国的工作，必须有军政的组织”，“武力和战争，是建国最要紧的手段”[50]。鉴于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敏感性，蒋介石不敢直接宣扬“日本军国主义”，转而将日本的国力强盛归因于“中国的哲学”的成功，认为“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学的“就是中国的儒道”，尤其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51]；“（日本）武士道就是采取了我们中国一部分的固有道德，和一部分固有的军人精神”[52]，日本还只是“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53]。他以这种将日本军国主义与“儒道”和“中国哲学”画上等号的方式，打着“恢复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的幌子，曲线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张目。在制度层面，他则显得肆无忌惮，大力推行军国主义统治。1928年，蒋介石在当时的北平发表演说宣讲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毫无掩饰地提出要在中国推行“军国主义”，宣称“军队实在是最讲究组织和纪律的”，“无论古今中外，要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都是要全国军队化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提出“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全国以内，无论任何物品都有统计，无论任何团体，都有严密的组织”[54]。他甚至直白告诫“不要听共产党的挑拨，说蒋介石提倡军国主义”，“须知这是真正救国的方法”[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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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第三个思想基础，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史学界大多将蒋介石1931年在国民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作为其深受德国法西斯主义影响的例证。在该开幕词之中，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逐一进行批判。按照他的理解，“法西斯蒂[56]之政治理论本抽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有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57]。他评价说，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58]。蒋介石看似是要否定法西斯主义，实则只是批评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影响，对其制度层次的“成功”却是崇羡不已。德国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国家有机体学说，对蒋介石的政治思想影响甚巨，称他为“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忠实拥趸也不为过。他认为，“国家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机体”，“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于一切的集体组织”，“就是一个完密的生命全体”[59]。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其唯心史观和唯意志论提供思想依据。按照他的理解，国民是国家的“细胞”，国民党是国家“动脉”，三青团是国家的“新血液”，代表“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的“三民主义”就是国家的“灵魂”。他强调，就是因为“灵魂”，国家才“成其为有生命的机体，而非死的无机物”[60]。另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其推行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61]。所谓教育，“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亦就是‘军国民教育’”[62]；所谓经济，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所谓武力，“包括国家所有的国民，人人应参加战事，致力国防，所有一切的物质……皆为战争国防之需，莫不为武力之要件”，“就是要使全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成为军国民，即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能够为国牺牲的战斗员”[63]。蒋介石将三者概括为“教”“养”“卫”，并依此将“三民主义”解构为包括教育、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五种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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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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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构建在“儒家化”“军国化”“法西斯化”基础之上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可行性，完全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广大中国人民接受蒋介石集团篡改的“纯正的三民主义”并将其视为中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二是广大中国人民服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并将其视为中国唯一的领导核心和权力中枢。可见蒋介石构建所谓“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核心目的，是要中国人民服从独裁专制统治，牺牲自由，牺牲思想，甚至“牺牲个人的一切”，“一切属于领袖，一切听命于领袖”[64]，“有纪律”“有组织”“军国化”“共同一致”地去完成蒋介石所设定的五种建设，实现所谓的“建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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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思想统一”。蒋介石强调，“要确定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65]，“不能让第二个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出来，也不能让第三个第四个主义和国家主义派出来捣乱”[66]。为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视如仇雠，而且对古如老庄之类的诸子学说，新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之类的政治理论，也一概大加批判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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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政党”，也就是要实现“组织统一”。在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理论体系中，“党”占据着十分核心的地位，可谓其整个政治布局中的权力核心和根本保障。为此，他强调“中国国民党为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革命党”，“不能够再许第二个党起来攻击国民党”[67]，“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是不容许他活动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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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政府”，也就是要建立中央集权，实现“行政统一”。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病源就是在地方割据，中央法令不行”，“要实施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治，一定要中国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一定要地方绝对服从中央，进入轨道，然后才能顺利的进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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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上，蒋介石谋求有纪律、有组织的“共同一致”，也就是要实现“行动统一”。他认为，“中国所以贫弱，所以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就是中国人太自由的毛病生出来的”；“革命四十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知个人自由，不能遵守党的纪律”[70]。所以他强调，“要建设健全的国家，不受外国人欺侮，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最要紧的”是“守纪律”，“无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都要遵守公认的纪律，不能随便自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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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戴季陶主义”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三民主义”已然沦为蒋介石集团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招牌和附庸，孙中山先生的“新的民族主义”自然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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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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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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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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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喜饶尼玛、苏发祥编著《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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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项内容占据了对民国时期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民族政治研究的绝大部分，关于蒙、藏、新疆问题的研究著述尤为突出，可参见段金生《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