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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林恩显于1994年出版了专著《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中国台湾）“国立”编译馆，1994］，但因缺乏该书资料，故本书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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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中慧译，民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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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绍先：《忆述国民党元老吴忠信》，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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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黎洁华：《论戴季陶的民族主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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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蒋介石的权力谱系，以军权为先，政权次之，党权又次之，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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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5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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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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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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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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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23年，孙中山曾向记者表示：“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但是）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参见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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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对此国外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年）、慧廷（Allen Whiting）在《苏联在华政策（1917—1924）》（1954年）、布兰特（Conrad Brandt）在《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1958年）等著作中，已有比较充分的考证。参见〔美〕史扶邻（Harold I. Schiffrin）《近五十年美国孙中山研究叙录》，曾学白译，载《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3月。国内学者也多持类似观点。例如，周宇清认为，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其目的是学习俄国革命党的“组织之方法”和俄国革命的“成功之方法”，虽然在“行动上联俄，革命方法、党的组织原则师法苏俄”，但是在“思想上仍保留着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王奇生的研究也表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方法。参见周宇清《孙中山“效法美国”与“以俄为师”之关系辨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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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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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徐永瑛：《见孙中山先生记》（《清华周刊》1924年4月4日），载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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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载《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30日），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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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根据史料显示，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之一邹鲁，就曾参与孙中山1924年关于“三民主义”系列演讲的文稿整理工作，参见邹鲁《国父手书三民主义自序原稿题跋》，载《邹鲁全集》（一），（中国台湾）三民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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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唐文权《前言》，载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桑兵《导言》，载桑兵、朱凤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戴季陶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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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戴季陶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一方面，他长期跟随孙中山，与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亦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顽固的反共态度，曾令鲍罗廷将之视为威胁中国共产党的“五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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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据戴季陶的自述，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腹稿”始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决定于总理病革旋居北平之时”（1925年），参见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重印自序》［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二十九日］，载陈天赐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下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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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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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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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载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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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载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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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载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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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载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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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9年3月3日、4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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