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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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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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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蒋介石的政治学说建构在儒家学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基础之上，不可避免地要对孙中山先生的“新民族主义”进行颠覆性的篡改与体系性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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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论体系而言，通过对比戴季陶的“纯正三民主义”体系（见图4-1）、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见图4-2）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系（见图5-1），可以发现蒋介石集团全面颠覆了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的相互关系。对孙中山而言，自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三个“主义”一直就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对内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对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为国家争自由”[1]；就民权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实现“政权”（人民之权）与“治权”（政府之权）的分离，分别设立“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和“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检察权），实现“人民政治地位”之“平等”；就民生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自由”，民权主义就是“平等”，民生主义就是“博爱”[2]，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3]，三者在内容上不可或缺，在程序上相辅相成。但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学说彻底颠覆了三个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戴季陶“纯正三民主义”的政治重心以“民生”为首要，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一个主义”——民生主义，“民族”和“民权”不过是实现于“民生主义”所必经的过程和阶段，而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的实现又以民族精神的恢复为基础，实际上将“三民主义”构建在“精神”和“意志”的基础之上。蒋介石统治思想则以“国家”为首要政治重心，将“建国”列为三民主义的首要政治任务，将三民主义分解为“五个建设”和“三个方面”，服务、服从于其“建国”的政治目标，完全背弃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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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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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标对象而言，蒋介石集团完全颠覆了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革命性、完整性，使其服务、附属于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一要恢复地位，即“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地位，解除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人民的压榨、压迫；二要实现团结，即“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三要扶持弱小民族，使其能“自决自治”（孙中山此处的“自决”是“统一国家”内的自决，而非“国家分立”意义上的“民族自决”）。他强调，“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用的”[4]，“就是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5]，“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6]。而在蒋介石“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理论框架之中，“民族主义”的首要任务被转换为“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提出“要御外侮，救中国，根本的问题，第一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7]，“有了国魂，才可以抵御外侮，完成革命”[8]；而要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实现“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9]。蒋介石以恢复民族性、民族精神为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前提；恢复民族性、民族精神，又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10]为基础；恢复“民族道德”，又以“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来实行[11]，通过一系列概念转换和逻辑推理，以所谓的“心理建设”“伦理建设”[12]取代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为目的的“新民族主义”，最终将反帝、平等、民主的“民族主义”完全“伦理化”，成为替蒋介石推行“奴化教育”、进行思想钳制、施行独裁专制服务的统治工具和政治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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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基本概念而言，蒋介石集团蓄意歪曲了孙中山的“国族”概念。孙中山所称的“国族”，以承认各族之间在“血统”“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13]，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为前提。但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完全颠覆了孙中山建立在“全体国民”基础之上、包含各民族在内的“国族”概念，而是将“国族”构建在基于血缘、文化的“民族”概念之上。戴季陶认为，“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面搆成的”[14]，“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15]。他认为，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民族即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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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集团一方面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新民族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深受儒家学说、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复的理论矛盾与现实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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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戴季陶清楚地知道，“在中国现在疆域内是不止一族的，而其中最显著是二个……一是蒙古，二是西藏”[16]；但他仍然宣称，除非做到文化上面的“一致结合”，“中国民族”的概念不适用于蒙古和西藏[17]，并且主张以基于文化、血缘意义上的“民族”来确定“国家的界限”。他认为，“在一定地域，同一民族，为民族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由全体民众掌握政权，建造国家，由国家负担起为人民的共同生活来制造财产并求得财产分配的平均的责任，这才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意义”，因此他毫无顾忌地在文化意义“民族”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戴季陶称，“我们讲救国……第一个要义是要在民族的意义上确定国家的意义”[18]，“三民主义第一要点便是主张民族的国家，要以中华民族为本据，以建设起民族的国家”[19]；提出要“承认蒙古独立”，“尊重演（西）藏的独立，尊重西藏的自由”[20]，公然将外蒙古、西藏甚至诸多少数民族地区抛在“中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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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强化了“中心—边缘”的政治思维模式。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别、上下有别。深信儒家政治伦理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蒋介石深受古代“华夷思想”的影响，甚至毫不隐讳地“尊华贱夷”。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治，充分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中“核心—边缘”“中央—地方”“内亲—外疏”的基本特征。在蒋介石看来，少数民族不过是儒家经典之中所谓的“远人”，不是民族政治的参与主体，反而是政治客体和统治对象，更遑论有平等的地位与平等的权利，这样的观点无视现代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蒋介石信奉“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的所谓“九经”，认为“九经”虽然“和现代的情形有多少不同的，但其条目虽可变通，而原理还是一样”，“为政之道常在乎由内而外，使天下人从最亲近到最疏远的都能各得其所，来达到政治目的”[21]。他认为，“从一个人的修身推到亲亲，再从亲亲而推到睦姻任恤，推到仁民爱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组织”，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中国政治哲学将一个人由内发展到外，将一个人对于外在的关系，一步步的推广开去，是层次最分明，而步骤最确实的”[22]。在这种内外有别、亲疏有别、上下有别的儒家政治伦理影响之下，蒋介石以汉族为“内”，以少数民族为“外”；以汉族为“亲”，以少数民族为“疏”；以中原内地为“本部”，以内外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为“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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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最终演变为赤裸裸的“分治主义”。以“文化”定义“民族”，以“民族”建构“国家”，是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最基本的理论逻辑。戴季陶主张“要在民族的意义上确定国家的意义”，“确定国家的界限”，“建设起民族的国家”[23]，毫不掩饰地将蒙、藏等少数民族划定为“异族”，蒙、藏地区自然也就被划在戴季陶的“民族国家”界限之外，他提出应当承认甚至帮助蒙藏实现“独立”[24]。他将中国的民族问题划分为“小问题”和“大问题”两个部分。所谓“小问题”，是指“苗，猺，罗罗”等“散在国内的很小数的民族”，他主张“完全以政治力在平等的条件上面统治他们感化他们”，也就是“厉行同化”。所谓“大问题”，是指蒙古、西藏问题，戴季陶主张“以尊重独立为原则，以平等的自由的联合为原则”[25]，提出“要承认蒙古独立”，“要尊重演（西）藏的独立，尊重西藏的自由”[26]，完全置孙中山所宣示和追求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行政统一”于不顾。戴季陶“文化化”的“国族”概念和分治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蒋介石将“边疆地区”视为“民族国家”的“边缘地带”，“边疆”得失只关荣辱而无关大局的“体面”，亦非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完全可以依据“实力原则”而“收”“弃”自如，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边疆”主权引狼入室，交换所谓的“政治利益”。蒋介石公然指责内蒙古王公抵制南京国民政府以“商租权”与日本交换东北主权的“条件”，指责张学良抵制自己放弃在“北满”地区“默许”苏联势力“南进”以挑起日苏对抗的“妙计”[27]。在“中心—边缘”政治思维的驱使之下，他提出对边疆问题“最适当之政策，莫若师苏俄‘联邦自由’之意，依五族共和之精神标明‘五族联邦’之政策”，提出“除本部应为整个的一体以外，边疆皆可许其自治而组织五族联邦之国家”。他强调，实行五族联邦“乃今日应付边疆之惟一有效途径”[28]，“如此则内消‘联省自治’之谬说，外保岌岌可危之边疆”，幻想着“一面机警慎密周旋于列强利害冲突之中，一面努力整顿内部，巩固国基，充实国力，一旦国际大变发生，即可乘机奋起，统一复兴，时不在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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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就外交、边疆问题发表演讲。其时东北沦入敌手，华北岌岌可危，内蒙古眼见不保，蒋介石竟然出奇淡定，轻描淡写地将生死存亡的危机、沦丧国土的责任推卸给“实力不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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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要讲实在，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业，尤其是国家大事，绝对无任何表面形势可讲，完全为一实际力量之问题，应从此着眼决定百年大计。吾人既实力不够，便应认清环境，穷人作穷人之打算，不可以为边疆被占，或呈离析之状，即认为国已不国而丧失复兴之勇气，或为边疆离析而为种种保存体面之徒劳无益的努力。须知国家的体面固不可不争，但争体面必有实力，故不可不先打算实力，然后争体面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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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分治”和“分裂”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蒋介石一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政策，“放任”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了东北三省；二在“东陵劫案”中徇私枉法并拒绝与清皇室谈判，“放任”末代皇帝溥仪投靠日本、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31]；三在内蒙古地区强行推行省治，激化内蒙古自治运动而后敷衍塞责，“放任”内蒙古王公投靠日本、建立“伪蒙政权”；四在北京接受日本所谓的“非军事化”的无理要求，放任“华北自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步步退让、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之下渐渐走向危难境地。蒋介石“先内后外”和“先分裂再收复”的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路线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激烈反抗，直至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以军事手段逼迫蒋介石采取抗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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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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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困境与“国族—宗族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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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放任”“分治”的“民族主义”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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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面，来自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除了军事上的兵戎相见、权力上的相互争夺、政治上的相互倾轧外，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派系争夺同样白热化——争夺的核心和焦点，就是看谁是继承和代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正统”。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除了戴季陶“纯正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军国化的三民主义”，还有胡汉民“连环的三民主义”、改组派“科学的三民主义”等。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就集中体现为如何认识、理解和继承孙中山先生“新民族主义”的思想遗产。一方认为，“国族融合”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和本质，反对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民族自决”主张；另一方则认为，“民族自决”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赞成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民族自决”主张。前者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极力主张在“汉、满、蒙、回、藏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族融合”，否定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民族自决”主张，称“如是自决，则满族自决，而东三省亡于日；藏族自决，而西藏亡于英”，强调要坚持“孙先生手著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所规定的民族主义，而非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规定的民族主义[32]。后者则以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为代表，力挺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允许蒙藏“独立”。两方一个主张“民族融合”，一个主张“民族自决”，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认清孙中山“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和“凝聚各族形成一大中华民族”而“共同奋斗”的“先团结，再共同奋斗”的民族主义路线，但两者之间的派系斗争却影响甚至左右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民族政治趋势和走向。1929年，国民党于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强调：①“在民族主义基础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②“在民权主义基础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与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③“在民生主义上，乃求发展国内一切人民之经济力量”[33]。该决议等于否定了国民党一大宣言所确立的“民族自决”主张[34]。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蒋介石的主导之下发表了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又重申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的“诺言”，虽未明示但暗含承认“民族自决”之意，宣称“唯抗战乃能解除压迫，唯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35]。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大背景之下，主张“国家统一”的“融合论”逐渐占据了上风。国民党“五届七次中央全会”（1940年7月）、“五届八次中央全会”（1941年4月）、“五届九次中央全会”（1941年12月），皆有委员提出“国族团结”“民族团结”等提案和施政纲领并获得通过，实际上否定了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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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来自于国民党外的政治压力。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各民族“团结一体，共同抗日”的基本方针，提出“在目前阶段上，中国一切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前面都发生亡国的危险，一切民族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最亲密的团结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应当被（彼）此帮助，以加强抵抗侵略者的力量”[36]，并对蒋介石集团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揭露和全面批判[37]。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对蒋介石集团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路线表示强烈不满。1934年，顾颉刚在参与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巡视”之后，深感国民党政府“边疆政策”的失败与无能，他指责国民党“继续清季的边疆政策，中央派去的安抚大员都是大事搜刮，地方官吏也是横暴之极”[38]，“对于边疆确实没有根本的政策和一贯的工作，只有敷衍的空话”[39]，“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40]。他的指责可谓一针见血：“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着他们（德王）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41]他还指斥戴季陶在边疆地区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批评国民党试图“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42]。在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统治之下，发表这样的言论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勇气。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中国民族演进史》中，明确表示“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他强调，“现今世界上，决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中国自然也是如此”；因此“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43]。1939年，顾颉刚又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文章，引起学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虽然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但是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统一、主权统一的根本性问题上，却有广泛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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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来自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最终形成一整套操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和利用分离主义运动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一是煽动、挑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蒙藏政教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激化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二是以支持“独立建国”为诱饵，诱引中国的民族分离势力投向日本怀抱；三是打着“民族协和”的旗号操纵、控制从中国“分离”或“独立”出去的伪政权；四是逐步倡导“日满蒙融合”，大肆推行奴化和同化教育，以图最终实现对“满蒙地区”和中国全境的完全吞并。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日本很快便将这套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应用到内蒙古王公贵族身上，利用他们推动的“高度自治运动”和蒙汉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先后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扶持建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44]、伪“晋北自治政府”[45]、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46]；并于1939年9月将上述三个伪自治政府合并，成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继“满蒙”之后，日本以同样的伎俩，以迎合分裂势力的“独立”诉求为诱饵，以“民族主义”学说为旗号，将触角伸及中国西北回族聚居区。蒋介石“分裂”和“投降”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旨在分化中国、灭亡中国的既定战略之下，早已产生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掌控的政治后果，直接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和蒋介石集团统治地位的稳定。在此背景之下，调整、掩盖原有的“民族主义”中的“分治”和“分裂”主张以顺应民意和形势之需，已经成为蒋介石维护其“抗战领袖”形象、巩固其独裁专制统治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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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正值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危难时刻，蒋介石在青海省西宁市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国族—宗族论”，并于次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对该论进行了系统阐述。蒋介石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汉、满、蒙、回、藏”的“总名称”，并将“汉、满、蒙、回、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且“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他宣称，“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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