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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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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蜇伸（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期，19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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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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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之问题》（1911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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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2006，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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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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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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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2006，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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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2006，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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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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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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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2006，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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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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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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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附论3 西方自由主义天平之上的“民族”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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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期不断冲击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西方国家内部族群关系也持续紧张。为完成“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构建、缓解西方国家内部族群紧张，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在“文化化”的基础之上力图改造民族主义的主张和途径，在理论上结束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对立状态，实现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第二次联合。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学说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亦已证明，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公民权利与民族权利并非只有简单的对立相悖或此消彼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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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从孪生到仇离的历史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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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曾是自由主义积极争取实现的目标之一，“民族主义”的最初含义，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推翻贵族君主制政体的社会运动[1]。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孪生物。资产阶级革命以自由、人权、公民权利为革命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开掘了皇权专制和封建奴役制度的坟墓。而在此历史过程中，凭借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者和领导者们对于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共同体”道德的期待与塑造，“民族”这一具有悠久文化渊源，以血缘、语言、地域等社会初级纽带联结的社会共同体，被赋予了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政治新含义：掌握国家主权的公民共同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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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者还是革命者，最初只是期待建立在自由、人权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全体公民成为一个有似于“民族”那样血脉相连、团结一体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在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公民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主权”，但是古老、悠久甚至原始的“民族”概念却成功地通过德国统一运动奠定了其在近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们，也从中看到了基于文化、语言、血缘和地域意义上的原始“民族”概念在反抗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试图利用“民族”力量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快速扩散和成功，主张以“民族”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并认为“民族自治”是“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3]，要求“族裔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疆界”[4]。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一个由不同民族（nationality）所组成的国家里，自由主义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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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自由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是，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很快便突破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束缚，不仅自由主义对基于自由、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共同体的期待在许多新建“民族国家”里昙花一现，而且民族主义反而在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之上滋生了纳粹主义这一政治怪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在民族主义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建立了一系列被西方自由主义者视为基于“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在斯大林民族学说的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在东欧和一些亚非拉国家夺取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最终导致西方列强苦心经营的旧殖民主义体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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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纳粹主义与民族运动挑战和打击的自由主义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面走向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者认定“民族主义的目标既非自由，亦非繁荣，它把自由和繁荣都牺牲给了使民族成为国家之模型和尺度的强制性需要”[6]，并将民族主义视为20世纪最大的理论耻辱，称其是“人类历史上邪恶的主要根源”[7]。不仅国际联盟“少数民族保护方案”破产，联合国也废除了《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有提及少数族裔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法中，少数民族权利基本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对“人权”的关注。战后人权促进运动的普遍倾向，就是把少数民族问题归纳为促进全人类都享有的基本个人权利。自成为少数群体权利这一概念的替代品后，人权理论强烈暗示少数群体成员已经享有平等的个人待遇，不能再合法地要求更多措施去保持其族裔特殊性，少数民族个体成员没有必要、没有资格或不能够被赋予特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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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再反思：现实与理论困境下的“文化”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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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对民族主义的否定与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原住民运动和美国黑人运动的冲击，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施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美国则倾向于赋予黑人等有色裔族群更多平等的公民权利。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民族主义得以走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阴影，成为塑造和冲击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要素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8]。西方国家内部，也面临越来越突出的少数民族、少数族裔、原住民、移民等少数人权益保障的诉求与压力。从加拿大（魁北克）到英国（苏格兰），从比利时（佛兰德）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的威胁持续存在并逐步发展壮大，在某些地方甚至演化为暴力恐怖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传统自由主义学说已经无法解答现实与理论双重困境下的政治问题，自由民主国家的现实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之间存在的鸿沟[9]，清楚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解决或克服由族裔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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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西方诞生了一大批在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世界主义理论框架下重新关注或重构民族主义学说的学术著述，自由主义也不例外。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ha）的《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英国学者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论民族性》等，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著述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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