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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1 期，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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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同治十三年《浔州府志·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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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转见《太平天国学刊》第四辑，3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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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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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 1987 年版，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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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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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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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清宣宗实录》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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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江忠源遗集》卷一《致刘霞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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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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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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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清易代后，曾经鼓荡起伏于宋明之世的学风和士气在不长的时间里便余波消歇了。接踵而起的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章太炎后来统括而言之曰：“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诗歌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1 这个过程使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在精神上日趋蜷缩，并越来越远地疏离了二千年儒学涵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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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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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早期的士大夫当中产生过不止一个循吏和名儒，他们的私德都是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康熙年间由江苏巡抚迁礼部尚书的汤斌一生恪守天理人欲之界，风骨棱棱，被称作“清兴以来，八座之中一人而已”。2 但当他与君权离得很近的时候，又会不知不觉显出气馁。康熙二十六年夏，灵台郎董汉臣应诏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作为一个君子儒，汤斌同情董汉臣。3 而在皇帝的“诘问”面前，他却缺乏足够的胆气去评论“时事”和“执政”，把应当说出来的话都咽了回去。遂以“词多含糊”、“遮饰具奏”，成为一场宫廷官司里的懦弱者。这种天威俯视下的拘谨畏惧，与宋明之世的儒者气象已经显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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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尊君，但儒学中的优秀人物又常常怀抱一种自觉的师道意识。宋儒程颐受命做讲官，曾上《论经筵劄子》，非常明白地向皇帝争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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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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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的纲纪之中，天泽分严而不可度越，皇帝是至尊者；但在“德义”和圣人之教面前，则君心有待启沃，皇帝并不是天然的至尊者。因此，事关师道，人主应当有起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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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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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议论以从容意态表述了一派尊严，直露出儒学精神中敢于规范君权的一面。所以，程颐进讲，“色甚庄，言多讽刺”，每“以师道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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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帝曰：“有之。”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尝凭槛偶折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帝不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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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是一个理学家，理学家多半可敬而不可亲。于是而有“帝不悦”。柳枝的故事也因此而成为一个话柄，被人用来讥嘲宋儒的迂腐。这种讥嘲当然反映了一面的道理。但若以程颐的怀抱来理解程颐的讽谏，则可以从另一面体验到迂腐与师道有时候是掰不开来的。在局外人看到迂腐的地方，往往是局中人守护师道的苦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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