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1930 自汉唐以后，像程颐这样在君权面前辞色毕露地力争师道的人并不多。但儒学的师道意识是从孔子和孟子那里一脉传来的，因此，能够读懂孔孟之书的知识分子都会久受浸润，并在心里执守这种意识。另一个理学家朱熹在一封信中评点汉唐帝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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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32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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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34 他以自己心中的尺度来衡量汉高祖和唐太宗，显然自信“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是自己懂得更多。比之程颐，尤见其不肯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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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36 程颐和朱熹都是理学精神最有资格的代表。他们的师道意识出自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 的理想，归宿则在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从宋代到明代，理学流布天下，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其间曾有过程朱与陆王的互歧，但儒学的理想和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却一以贯之地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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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38 用儒学的理想来度量并不合乎理想的时政，一定会产生批评。而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则成为一种内存的动力，驱使读书人把批评发为朝廷的谏争和在野的议论。在中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大半是从谏争和议论中涌出来的。明代君主动辄用廷杖来对付言路，但“血溅玉阶、肉飞金陛”之下也出现过一个一个不肯在棰楚面前低头的人。这种勇气里含有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在悬杖下的儒学思考。写过《呻吟语》的吕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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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40 天地之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下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持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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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42 与宋儒相比，明儒与君权之间有着更多的隔阂。虽说吕坤并不是那个时代最有思想影响的人物，但他用“势”与“理”来分辨“帝王之权”和“圣人之权”，则无疑代表了以廷争对抗廷杖的人们心头共有的信念。因此，明世士气屡经摧锄而起落跌仆，“敢于任斯道之南面”的儒学中人却后继不绝。天启一朝首尾不过七年，而士大夫因廷争之罪由庙堂入诏狱，由诏狱致折肱断骨，残身绝命者已经前后相接，累累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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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44 初，魏忠贤乱政，首攫祸杖死者，万燝也。后因汪文言狱逮死者六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后因李实诬奏逮死者七人：则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并先逮周宗建、昌期也。以吏部尚书遣戍遇赦，为逆党所抑，卒死于戍所者赵南星，以争挺击首功为逆党论劾逮死狱中者王之寀，各有传，共十六人。他如刘铎之以诗语讥讪弃市；夏之令以阻挠毛帅逮死；苏继欧、丁乾学、吴裕中、张汶、吴怀贤或缢死、怖死、仰药死、杖死，皆以逆珰死者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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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46 这些人大半都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精英。他们面对附生于君权之中的阉祸，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儒学精神中慷慨激昂的一面，并在身后留下了长久的光彩。左光斗被逮之日自度必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戒，而谓善不可为”，10 全无一点彷徨气沮之意。在他待死于牢狱之中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史可法曾潜入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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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48 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呜咽，左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即先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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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50 左光斗以担当世运之气“务为危言覈论”，在皇帝面前为天下争善恶是非，12 并因此而得祸。但当他备受榜掠，体无完肤之后，托付给心中传人的“国家之事”和“天下事”里仍然是一片担当世运之气。史可法后来以一介书生督师抗清，苦守危城，力竭被俘，从容授命，其间未尝没有老师留给学生的精神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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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52 在近代国家观念产生之前，国家一词是用社稷做诠解的。时当一姓之天下，能够维系国家而代表社稷的只有一个君主。因此，儒学崇尚“忠君”，其忠忱所托的对象大半是一种国家和社稷的人格化，而并不尽在时君的一人一身。13 由此划出来的一片空间，保留了忠君的知识分子批评一个一个的人间帝王的权利。这种意思，宋儒称为“正君”。自理学作始之初起，为后世开风气的人们就曾用力发摅此中意蕴，并亢然引为己任。14 知识分子能够批评帝王，是因为君位与圣人之教是分开来的两种东西。但对于君权来说，批评所代表的又是一种限制。所以，在此后的六百多年里，知识分子的士气鼓荡常常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君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紧张。从宋代到明代，君权日趋而日尊，天子的敬惮之心也越来越少。立意“正君”的人们便常常要为议论付出自己的鲜血。然而士大夫手中的圣道并不是从帝王那里得来的，因此，即使是廷杖和诏狱也不能把圣道从士大夫的手里剥夺殆尽。于是，廷杖和诏狱之后，圣人之教还会继续酿发出士人的讽议和批评。出现于明代最后一段岁月里的黄宗羲无疑是其间走得最远的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15 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愤激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正像廷杖代表了君权的极端一样，《明夷待访录》代表了儒学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就君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紧张而言，后者正是前者的直接对应物。追寻中国古代民主思想萌蘖的人们后来常常热烈地评赏《明夷待访录》，并总想在其中引发出一点反封建的深意来。其实，黄宗羲不是一个儒学的异端，而是“嗣轨阳明”，接理学之绪余的大儒。虽说他在批判君权的时候以独有的尖锐和峭刻表现了鲜明的个性，但作为一个从理学时代的思想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人物，他的情感和理路与前代儒者规范君权的师道意识之间又有着一种可以辨识的心心相印。16 因此，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明夷待访录》里的放言正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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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54 清儒很少有师道意识，他们在另一种世路中趋入了另一种士风。康熙一朝曾宏奖理学，而能够真知理学批评精神的前朝遗民则多怀种族之痛，漠漠然视新朝。是以热心在帝王身边侍讲的便只剩下一些专以理学邀宠的小智小慧者了。他们帮助皇帝做成过卷帙可观的“御纂诸经”，而理学关怀世运的一面却从此日渐萎羸。当前朝的遗民一个一个离开人世之后，接下来的漫长岁月是一个文祸绵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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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56 清代因文字获罪起始于对明清之际那一段历史的著述和评论。叙史传播的种族之见触痛了尚未愈合的满汉创口，种族之见也就此成为文字狱长久追究的一个题目。由此产生的残酷和霸蛮，常常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雍正六年，湖南人曾静懵懵然投书大吏岳锺琪，以种族之说策动他造反。经穷治之后，这件事又牵出了浙江人吕留良。虽说此时吕留良已经死去四十五年了，但被雍正称作“逆物”的曾静却是由他留下的著作点化出来的。所以，“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17 这种以此量彼的比较，说明了雍正心里是把制造思想的人看得比传播思想的人更可怕，吕留良也因此而成为一个须由天子亲自动手力施笔伐的罪人了。然而吕留良的种族之界来自孔夫子的夷夏之辨，雍正能够批判吕留良，却不能批判孔夫子。于是其挞伐之辞便常常绕过夷夏之辨，转入君臣纲纪和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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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58 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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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0 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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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2 这些话虚实参半，着力于把吕留良刻画成一个假遗民。其辞缺乏说理的深刻，却具有足够的机巧。比之就思想论思想的辩驳，一个假遗民的形象无疑更容易毁掉吕留良的人品；也更容易毁掉吕留良留给后人的耿耿孤愤和血性文字。方吕留良以夷夏别满汉之日，曾说过“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19 他把一腔心事托付给了天下士子。雍正用满纸憎恶痛诋吕留良的人品，着眼的也是天下士子。因此，他喜欢把文字狱的场面做得很大。雍正八年，“刑部等衙门会议”后，合词陈奏：“吕留良应挫尸枭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挫尸枭示；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叔伯、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这种剿洗异路思想的严酷手段本是从雍正的诏书里揣度出来的，但雍正犹嫌未能得其旨要。他更想借吕留良的尸骸做教具，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所以，雍正把“刑部等衙门”的廷议布告天下，富有创意地叫每个读书人都来裁决吕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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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4 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论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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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6 这些话因虚伪而显得阴险。但天下士子却因此而不能不在朝廷和吕留良之间做公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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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8 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剉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抄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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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0 虽说诏书允许“独抒己见”，但刀锯迫视之下的思考产生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当恐惧汩没士气之后，读书人的思想便呈现出了一种虚假的同一。至雍正十年，各地奏报已先后送来，都说“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21 人人都接受了由刑法界定的思想是非。这正是雍正一心期待的结果。与“普天率土之公论”相比。此后吕氏家族的破棺戮尸、杀头充军其实都已经是次一等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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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2 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意识是从儒学里演绎出来的。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们与儒学旨义中的其他部分又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并会因这种同一性而彼此牵动，由一个命题引出另一个命题。那个以夷夏之辨策动岳锺琪造反的曾静，在另一个地方说过：“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按他的心愿，孔子、孟子、二程、朱熹、吕留良都应该做皇帝。22 用君权的眼光审视，这些话里的意思显然更“悖逆”。因此，以读书人为对手的文字狱虽从究治种族之见开始，而一旦罗网张开，其范围一定会超出种族之见。雍正七年，主持边地军务的锡保奏告广西人陆生枬作《通鉴论》，“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另一个广西人谢济世“注《大学》，诽谤程朱”。这两个人原本都是京官。谢济世因弹劾一个大吏而被雍正目为结朋党以“扰乱国政”；陆生枬则由于和谢济世同属广西籍，在雍正看去平日必有“结为党援之处”，遂一同革职，“发往军前效力”。他们既已自愿入仕，心头当然不会再有种族芥蒂，而且一个读史，一个注经，做的都是与圣贤对话的事业。然而不知不觉之间读史和注经都出了毛病，使他们被一个武人举劾，与吕留良一样被收进了文字狱。因为他们在文祸临头之前已有前科，是雍正的旧识，所以本来寻常的文字，雍正都能联想前后，读出些别有用心的含义来。比如锡保举发谢济世“诽谤程朱”，说的其实都是外行话，但到了雍正手里则意思又深了一层：“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23 比起“谤毁程朱”来，雍正更留心搜寻的是文人谤毁君主的心迹。然而他所摘举出来当作罪证的东西半是经义中的原文，半是读经所得的体会；把这些东西与“怨望诽谤”连在一起，显出来的是一种不可知和不可测，以文字致罪也因此而越益使人感到可怕。儒学经典中的很多章句都是说给人君听的，其用意大半在于警诫。读书人以“明道”为正路，学问和思想的起点即在这些章句之中。所以，沿着圣贤的话头讲下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但谢济世以自己的祸难向天下士人说明，圣贤留下的道理当中也包藏着许多为时君所忮忌的东西，涉笔其间，便会成为一种危险。人人都怕靠近祸难。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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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4 与注经相比，论史需要更多的创见，也更容易捕捉出能够立罪的文辞。因此，雍正对写了《通鉴论》的陆生枬尤觉痛恶。他作过一篇四千多字的上谕，专门批诘《通鉴论》，而包裹于这个篇幅里的则是满腔愤怒。陆生枬读的是历史，议论的都是《资治通鉴》里的故事，这些东西与雍正那个时代至少相隔了九百多年。然而用心读去，他所谈到的许多题目都使雍正想到了自己：“其（陆生枬）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陆生枬的议论以普遍性为本意，而雍正却处处都要追究出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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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6 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枬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来，曾因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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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8 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枬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危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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