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2030 作为一个经学家，江藩不会不知道他用来对付经义的许多东西都是直接或间接受益于顾炎武的。45 但他评述顾炎武的这段文字则纯是以柔顺奚落“行己有耻”的悲壮，醒目地显示了盛世文人与前朝遗民之间不可沟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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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32 当“博学于文”远离了“行己有耻”、“六经之旨”远离了“通经致用”以后，明清之际蓬蓬然澎湃一时的思想嬗变就只剩下了以细密见长的实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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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34 就学术史自身的脉理而言，儒学既有“尊德性”的一面；也有“道问学”的一面。从宋人到明人，“尊德性”的一面曾绵延地辉煌了六百余年，“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辟近里，已达极度”。46 “极度”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出现在巅峰和止境后面的实证精神因之而成为一种转捩，它所代表的儒学中“道问学”一面在长久沉寂之后遂为天下学术别开生面。实证精神内含的这些历史合理性，使它能够以学术本身的力量吸引一批一批的学问中人；而文字狱造成的触笔即犯时讳，又会使原本别有抱负的英达之士自愿或不自愿地走入实证精神里，去亲近这种用不着议论的学问。于是，以考据为功夫的实证和博征便挤挤插插地汇聚了那个时候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在经学、朴学、汉学、古学、实学的名目之下蔚为一时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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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36 用实证的态度来对待儒学，则多半会把儒学当成一门考史的学问。凌廷堪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47 在另一面，从实证中求得是非又是一种以光阴研磨心血的生涯。为经学扬焰的大吏阮元说过：“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48 这种以光阴研磨心血来换取“实事求是”的精神，被叙史的后人称作“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49 由此造就出来的人物和著述，曾为中国学术史带来过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另一种光彩。20 世纪初，刘师培作《近代汉学变迁论》，叙之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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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38 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专长，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故，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即凌、程、三胡，或条例典章，或诠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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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40 他提供了汉学鼎盛时期的一种鸟瞰。这些东西都是由实实在在的功夫凝聚起来的，它们以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显示了学术本身的价值。因此，当朴学所代表的时代过去很久之后，它们留下的绪余还能够继续影响后来的学问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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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42 然而，在“征实之学”日趋而日成显学的过程里，持考证训诂为天下造风气的人们也在精神上和学术上日趋而日益褊狭了。乾隆年间的程晋芳是一个兼治经义、诗古文，并出入乎训诂之门的学人。他作过一篇《正学论》，略云：“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寸珠尺璧，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宋以后，可置勿论也。余尝静而思之，有二故焉，曰：天也，人也。天之道，气运往复而已矣。自明中叶以后，士人高谈性命，古书束高阁，饱蠹蟫，其所教人应读之书，往往载在文集，真所谓乡塾小儒，抱兔园册子者，足令人喷饭也。物极则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只字，不问其理道如何，而皆宝而录之。人心之巧，则又有暗与事合者。唐以前书，今存者不多，致功既易，又足以动人。若更浸浮于宋以来七百年之书，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难以究竟矣。是以群居坐论，必《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之相砺角也。必康成之遗言，服虔、贾逵末绪之相讨论也。古则古矣，不知学向之道，果遂止于是乎？”51 他对汉学中的人物弃置“宋以来七百年之书”的做法表达了一种深思之后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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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44 实际上，最早倡导实证精神的那一代人虽曾痛诋明季积久而成的凿空之风，但这些人自身则都是“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而且“于宋学有甚深之契诣”52 者。因此，他们对于“清谈害实”的凌厉掊击并没有一意要划清汉宋之间的界限。然而，当实证一旦成为治经的正宗以后，历史上的经学就显然是明人不如宋人，宋人不如唐人，唐人不如汉人了，盖“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因此，“自元和惠栋严画汉宋之界，其弟子江声、余萧客承之，于是汉学之壁垒乃森严矣”。53 这个过程无疑内含着一种学术本身的走势。惠栋和他的传人们筑起的这一道壁垒，本是实证精神一路演变而来的结果，但当壁垒既成之后，实证也不知不觉地变作了笃信，其“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54 这种“信古”并不都是考证出来的，梁启超称为“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55 由是，尊汉和诋宋都带上了明显的盲目性，而风会所趋，又使盲目性成了影响多数的东西。相比之下，与惠栋中分学界并同为一时领袖的戴震则更多些理论的自觉，其褒贬汉宋之辞也更显得言深旨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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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46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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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48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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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50 因此，持六经本旨以论长短，则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转在其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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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52 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趋向。沿此以往，则“宋已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57 显然，在严划汉宋之界的过程里，惠栋重在尊汉而戴震更着力于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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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54 “宋以来儒者”的优势在于义理，戴震从咽喉处下手，向宋儒追问义理的来路。在他论学的撰述里，义理有时候是一种彼岸的东西，一定要从“故训”和“语言文字”筑成的桥上走过去才能够触及；有时候又像是一种与“故训”和“语言文字”融为一体的东西，解得“故训”和“语言文字”，也就自然解得了义理。由于“宋以来儒者”是“语言文字实未之知”的门外汉，因此，他们注定既不能走到彼岸，也不能解得融在“故训”和“语言文字”里面的那种东西，其义理遂成为来路不明的可疑物。用这样的理路来通释文字和义理之间的关系，是把哲学化作了文字学。人类认识过程中的许多环节都因之而被文字吞并掉了。其实，戴震并不是一个钝于思辨的人。他也知道圣人自有“精微之所存”，须“以吾之精心遇之”。58 这些功夫无疑都在“故训”和“小学”的范围之外。然而，时当考据之学沸沸然掀动天下之际，戴震很少有心思专注于这一面，去补足认识过程中被他用文字吞并掉了的那些环节；而士林中多数人更喜闻乐见的也是义理统于“故训”的一套道理。于是，懂得用“吾之精心”去思辨圣贤“精微之所存”的戴震，自身能够从“故训”和文字的桥上一路走到彼岸，写出《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那样的义理之作；但被戴震贬抑宋学之论所影响的多数人则往往一生沉浸于“所以明道者，其词也”，他们在桥上踱来踱去，老是不肯走出“故训”圈起来的天地，也因此而老是到不了彼岸。戴震向宋儒争义理，然而诋宋的结果，却使义理与宋学一起在天下士人的心目中跌落了。他所阐扬的“以词通道”之说，既有考据的自负，也有宏道的自负，但奉戴震为宗师的人们始终只记得他的考据；其著述中的义理一面百年之中竟得不到一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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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56 在一个义理日见萎谢的时代里，学人的眼界会变得越来越窄。而寸积铢累于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的考据征实之功，又会使他们的眼光在订此校彼，炫博矜奇中变得越来越细。当这两个方面成为一种普遍的意态之后，儒学中的知识分子就再也产生不出大题目了。18 世纪后期，经学家桂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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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58 三十后，与士大夫游……意气自豪。周书昌见嘲云：“涉猎万卷，不如专精一艺。”……馥负气不从也。及见戴东原，为言江慎修先生不事博洽，惟熟读经传，故学有根据。又见丁小雅自讼曰：“贪多易忘，安得无错。”馥始憬然，知三君之教我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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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0 这些话里未必没有一点做学问的心得。但“专精”又是一条狭路，它常常是在舍弃广度的过程里求取深度的，由此产生的优点和缺点是一种割不开来的东西。在一个才智之士都心骛于“专精”的时代里，便很少有人再会去思考大本大源。随之，一面是儒学中不断地孳生出局部和细节的深度；一面是这种局部和细节的深度不断地把儒学割得支离破碎，使人一叶障目，不见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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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2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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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4 最先倡导实证精神的人们，本意是在“明六经之旨”。而到了炫炫然为“汉学”守壁垒的人们手里，由实证精神派生出来的音训、考据、笺疏、辨伪等等却如同被人拆散的八宝楼台，满眼珠光宝气而看不见亭台楼阁，最终在几经传承之后流为“一种破碎之学”，使“世聪明杰魁之士，相劘而为考证纤末之务，名治经而经日以蔽晦”。61 六经之旨似乎离得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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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6 宋学喜欢讲大题目，汉学喜欢讲小题目。这种区别系之于学风，又会由学风影响到世风，使盛世的清儒显露出一种与宋明人物判然不同的气象。刘师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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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8 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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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0 “智而谲”和“弃而湿”显然都算不得恭维。但与刘师培同属一代的梁启超论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乾嘉时期，则另是一种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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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2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常奖诱增益其学；此先辈家有藏书，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常得陪末座以广其闻见，于是所学渐成矣。官之迁皆以年资，人无干进之心，即干亦无倖获。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则驯跻卿相，否则以词馆郎署老。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京官簿书期会至简，惟日夕闭户亲书卷，得间与同气相过从，则互出所学相质。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可人意，每一过肆，可以永日，不啻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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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4 其辞较多流连叹赏之意。虽说两者的旨趣并不相同，而刻画描述却各有其传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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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6 自 18 世纪后半期至 19 世纪前期，汉学群体中把学问放在第一位的人们确乎为嚣嚣天下带来过一种不慕荣利的宁静和淡泊。皖人金榜“性嗜学，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职后即告归，研究经籍，尤精《三礼》之学。晚年病髀，痛卧不能起，就卧榻著《礼笺》十卷，口授弟子书之”。64 与之科名相近志节相类的还有孔广森。他是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翩翩华胄，一时争与之交。然性淡泊，耽著述，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65 他们在登天之梯上爬到了万人瞩目的高度，然后从容一跃，轻轻地跳了出来。对于中世纪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爬上去和跳出来无疑都不容易，而后一面所表现出来的通脱和透彻尤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乾嘉学人中像金榜和孔广森这样把自己的事业划出仕途之外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曾“据经传以纠乖违”，作成《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家世贵显，有赐书”，而颛意于经术，“自号清白士”。其私心所愿，惟“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66 他还没有爬完天梯，就已飘然引去了。与这些人相比，“六岁而孤”的凌廷堪则是一个由书坊佣工起家而成进士的人。朝廷用为知县，“自请改教职，选宁国府学教授。则奉母之官，孝弟安贫，毕力著述”。67 清代的教职，常被上司用来安置牧令中的才具欠缺者，在多数人的眼里是一种没有前程的冷官。凌廷堪一路坎坷地从乡试、会试、殿试里走过来，最后欣欣然指认一个冷官为栖身之地，正显而易见地说明了他的怀抱并不在世路上的腾达。作为一个寒士，凌廷堪不能不谋俸禄以助衣食；而作为一个学问中人，他却宁肯要落寞中的一点闲暇。这种选择表达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本心和本色；因此，在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里，有心“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们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走入这种选择。曾作《律吕古义》的钱塘，“乾隆己丑，举江南乡试，明年，成进士，需次当得知县，自以不习吏事，请就教职选，授江宁府学教授。公务多暇，专精撰述，于声音文字，尤有神解”。68 另一个叫任大椿的经学家，“乾隆己丑成进士，授主事，补礼部仪制司。礼部四司，祠祭、仪制号繁剧，他司往往求兼。先生独请于部尚书，移司闲曹，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书诵习；以为十年守官，犹可强半读书也”。69 他们都是一生消磨在冷板凳上，以小官而成大学问的人物，其余风袅袅，为清史的《儒林传》增添了不少广文先生和闲曹下僚。在汉学播为风气的时代里，出仕的学问人也有闻达者。但他们多半不肯把官场认作归宿，往往正当盛年，即抽身而去。乾隆朝“以绩学著闻都下”的钱大昕，通籍以来曾做过二十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而后简放广东学政。“盖上深知其学识兼优，浸将不次大用矣。顾先生淡于荣利，以识分知足为怀，谓官至四品可休。明年夏，丁父忧归里，遂引疾不复出。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垂询先生家居状况，廷臣写书劝还朝，则婉言报谢。于是返初服者几三十年。”他在宦味正酣之际翛翛然离开了官场，并无一点留恋，后来的岁月里，他“叠主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而主紫阳独至十六年之久，门下士积两千余人”。70 显然，他更愿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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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8 这些人在进退之际都无负于向学之心，“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他们的人品自有卓卓不可轻议之处。然而细细看过去，他们不慕荣利的淡泊里面又显然地包含着一种对于世事的淡漠。这种淡漠为尘寰中的读书人提供了心头的宁静，也使潜心于音韵、训诂、名物、句读中的人们很少想到要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四顾天下，看一看人世中的苍茫景观。他们在仕途中和仕途外撰作了那么多与古人争是非的“著述”，却见不到用喜怒哀乐写出的心底波澜的文字。宋儒范仲淹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71 过了六百年，明儒顾宪成又说过：“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72 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优秀人物。清儒中也有优秀人物。然而以金榜、凌廷堪、钱大昕比范仲淹、顾宪成，则清儒中的优秀人物显然没有宋明儒者那么多济物利人的怀抱。他们所关怀的东西与世局和众生隔得实在太远，所以，在仕途之中和仕途以外，他们都不容易产生念头在“君父上”、“百姓上”、“世道上”的热忱。其人品的“耿介恬退”也因之而仅剩下一种淡淡的个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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