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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中砥砺志行的一面在宋学，而音训、考证、辨伪、辑佚、校勘都是无涉于修己立身的学问。稔熟乾嘉士风的天潢贵胄昭梿说：“自于（敏中）、和（珅）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诉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伤哉是言。”73 他的记叙，一方面反映了乾嘉两朝宋学的苍凉荒芜，另一方面则折射了道德对于人心的约束随宋学衰落而日见松弛。汉学之名既因诋宋而起，又因诋宋而张；所以，附集于汉学的人们多半不会去做明心见性的圣贤功夫。由此所得的道德自由，使读书和立身成为分开来的两件事；也使汉学人物的面目各不相同。他们中所产生的“耿介恬退”者私德自佳，但以心路历程而论，这些人却并不是在天理人欲的一番剧战之后悟彻源头的，而是用学问淡化荣利，由岑寂走向澹远的。因此，他们身上很少有道德磨砺留下的嵯峨崚嶒。然而学问和荣利在每个人心头的重量各有不同。当学问不能淡化荣利的时候，道德自觉的普遍低落就会使汉学中的人们很容易露出耐不得寂寞和清贫的一面。“盖举世风俗，轻视宋学，于是人心风俗，日即于苟。”74 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而在时人的笔下，他的利欲之心却显得非常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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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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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可怕不仅在于贪欲，而且在于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能够把贪欲的可行和可取讲得一片透彻，井井有条。他“未尝一日辍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既已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另一个经学家汪中“不喜宋儒性命之学。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诋之。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益肆讥弹”。76 他留下过许多故事，其中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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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容甫少狂放，肄业安定书院。每一山长至，辄挟经史疑难数事请质，孙志祖、蒋士铨，皆为所窘。在院中遍观藏书，遂为通儒。然性卞急，无容人之量。商总某尝报效十万金，得赏二品衔。汪瞰其每出拜客也，乘驴从其从，其后戴草制暖帽，以红萝卜为顶，以松枝为孔雀翎，于项间挂冥镪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无如何，以五千金为寿，始寝其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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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放本来算不得大毛病。用草帽和红萝卜来戏弄商人买来的顶戴，虽是酷刻多，幽默少，其蔑视之意则自有堂堂正正的一面。但末了“以五千金为寿，始寝其事”，却用一宗交易把狂放、酷刻、幽默、蔑视全都弄得变了滋味，显现于白纸黑字之间的“通儒”形象也不知不觉地沾上了一些青皮人物的痞子气。所以，自《儒林外史》刊行以后，喜欢作索隐的文人很早就认定，吴敬梓笔下的匡超人“实暗指汪容甫先生”。78 这一类说法所包含的精确程度是无法估定的，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它们又明白地显示了世人心目里的汪中和匡超人之间的可比性。曾与汪中一同做过幕客的章学诚后来说：“此人非不用功者也，有才无识，不善用其所长，激以名心，凿以私智，久游江湖，客气多而志不逊也。”这些都是没有“先立乎其大者”的结果。“是以学问文章，必收摄于身心。”79 他对汪中的评说来自于观察，而由此引申出来的道德思考则已包含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普遍意义了。宋明六百年之间有过所谓假道学，但能够以经义立说，被奉为一代宗师的人们却多半具有鲜明的君子意识，其规行矩步，凝重肃穆虽未必尽合人情，而由此表现出来的人格和风裁实有足多者。与他们比，乾嘉人物里的宗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君子意识。以训诂考辨得大名的戴震，生前“施教燕京而其学益远被”，80 岸岸然为学界领袖。然而死后不久，挂在他名下的两部撰著便因著作权的疑问而先后变作别人考证的对象了。81 其间，魏源曾作《书赵校水经注后》，发摘“近世赵一清《水经注》为戴氏所剿”。从那个时候起，这件事就成为一个常被咀嚼的话题。82 近人汪辟疆曾撮叙其始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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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戴氏有二事滋人疑虑者，则《水经注》与《畿辅安澜志》二书之攘美是也。戴氏在四库馆手校《水经注》，自言据大典逐条校勘……凡补阙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妄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涣然，顿还旧观，世人推重，皆无异辞，今大典本《水经注》已影印行世，与戴校违异甚多。而戴校与赵东潜（一清）《水经注释》正合。东原素负征实之学，不知何以取东潜，托辞大典。此不解者一也。《畿辅安澜志》十卷，王履泰撰。其实王本窃东原旧稿，排比成书。惟戴书亦非自出，实窃赵东潜。近人孟森有《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公书案》（应为《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一文，钩隐发微，佐证赅备。此不解者二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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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所说的“剿”和汪辟疆所说的“攘”、“窃”、“取”，都用同一个意思指述了戴震把别人的著作据为己有的事实。戴震原本是“经学为当世冠”的大儒，无须借剿窃为自己的学问再添声光。但以科名论，他又是一个三经会试而不能登第的举人。不能登第说明运蹇，而三经会试则说明心热。当他奉召入四库馆校《永乐大典》的时候，乾隆曾许“实于办书有益”，可不用会试，径与新进士“一体殿试”。这是一种科举速成法，在久困公车之后尤能引人遐想。因此，后来考证这段故事的历史学家孟森说：“自有此谕，而东原之欲心动矣。非办一大著作，恐不得为办书有益”，于是而“以《水经注》自任”；于是而“窃赵书以应诏”。84 可见，其伸手“取”，念头本来不在学问而在功名。迨馆事了结之后，戴震以校书之功蒙皇帝恩赏“进士”和“翰林院庶吉士”。然而仅仅过了二年，他就“卒于官”，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给后人的，既有学术史上的声望，也有长久不息的议论。戴震一生轻诋宋儒性理之学，但身后为人所讥刺的，恰恰是心性功夫太少而造成的“制行不严”。王国维曾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因《水经注》一书的曲折而论及戴震的为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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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亦未尝与孔孟合。其著他书，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学术出于江慎修，故其古韵之学根于等韵，象数之学根于西法与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韵、西法与江氏异。其于江氏，亦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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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己之名和一己之利的精刻。而太过精刻的人物总是君子意识非常淡薄的。他们只能做经师，不能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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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和种族矛盾相伴而生的学术变趋，经康、雍、乾、嘉四朝衍化聚汇而成一世主流。这个过程以实证精神为中国文化营造过一片静静的灿烂；也使众多知识分子的心气和志趣在实证中变得沉寂细碎。而“盛名所在，人更蚁附，钝拙藏身，人一己百。”86 时至 19 世纪初期，回过头去看一看为清学开先路的人物和他们在明清之际留下的论学心旨，则不会不看到：经过一百五十多年岁月流逝之后，士林中的慷慨激越、苍凉深沉已经消散殆尽。于是，“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87 人物、学术、世风都在沉寂细碎之中日趋而日益委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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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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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初年，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还没有终结，但历时百年的康（雍）乾盛世却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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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乾隆而君临天下的嘉庆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场像山火那样旋扑旋起，一路延烧的内战。成千上万的农民由白莲教围聚成一群一群，从西南揭竿斩木，涌出山地，随后是旷日持久的造反、厮杀、围剿、屠戮。历史学家在事后追叙这个过程的时候，非常明白地从兵火的映照中看到了王朝盛衰的嬗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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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外宁则内蘖，始衅于湖南、贵州红苗。越明年，授受礼成，太上皇帝训政，宣重光。而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是时彗星出西方，长数丈，逾年不灭。乘新政之宵旰，兴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孽者又二载，先后糜饷逾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过之。且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武如今日者。心腹患甚四支，内讧急于边陲，痛深者其惩切，创钜者其愈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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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五省官兵在西部剿洗白莲教众的时候，东南洋面上又聚集起一股与朝廷为敌的海上武装，依荒岛大洋，凭巨舸火炮，往来攻掠于粤、闽、浙之间。“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我当艇则土盗肆其劫，我当土盗则艇为之援。”89 在这种波涛里的生死角逐中，东南海患前后延续了十三年，比之首尾九年的川楚白莲教之役更见漫长。据《清史列传》说，其间水师名将李长庚中炮而殪，天子“览奏”之际曾为之“心摇手战”。90 “摇”和“战”当然都是惊骇的结果。迨海事初靖，华北天理教又轰然而起，“骚动四省”。其中林清一股直扑皇城，“分犯东华门、西华门，白帕其首为号。太监刘金等引其东，高广福等引其西，阎进喜等为内应”，夺门越垣，一直打到殿陛之前。91 虽说这些人最后半被格杀，半被捕杀，但变起于畿辅而血洒禁宫，由此产生的震动却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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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变以及由民变酿发的内战用一种暴力的形式昭示了那个时候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原先在视野之外的东西也因此而一个一个被放到了眼前。川楚白莲教起事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嘉庆怀抱犁庭扫穴之心对付白莲教，却不能不带着一团“恻然”在这个口号面前久久沉思，由民变的剧烈想见吏治的黑暗：“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而州县之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92 他把罪愆尽归于刚刚赐死的和珅，未必算得上是一种鞭辟入里之见。但他对官场情状和天下吏治的窳败却看得明明白白。民变是逼出来的。而当“官逼民反”之后，由民变酿成的内战又会给国家财政戮开一个合不拢的窟窿。嘉庆一朝的前十数年之间，“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红苗之役，湖南一省请销一千有九十万。洋匪之役，广东一省请销三百万两。”93 在 19 世纪的中国，由此汇成的巨量白银是无法从岁入中凑出来的。94 于是而“司农竭厥”。国家度支成为一个穷于应付的难题。民变、吏治、财政已经足够使人焦头烂额，然而与之结伴而来的还有连年河患和漕运、盐法中积久而现的困厄。嘉庆在位二十五年，被记入《河渠志》中的河“决”、河“漫”、河“溢”至少出现过二十二次。决堤之水漂走了百姓的性命，也漂走了朝廷花在河工上的大笔银子和一任一任河道总督头上的顶子。而“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95 则直接由河患而连及漕运，使东南送往京师的天庾正供为河路所阻。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河运和海运之争一直延续到很久之后。河患与漕弊都在把财政窟窿撕得更大，但从上个世纪以来已经弄得千疮百孔的盐政却“疲埠欠饷”，日见尪羸。至道光前期，被朝廷列为岁入要目的两淮盐课已累亏六千三百万两。96 这个数目比同期国家岁入的总额还要多出一半。事关国计，清厘盐务的廷议和奏章遂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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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变、吏治、度支、河患、漕政、盐法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危机一层一层地淤积于盛世的升平景象之中。当它们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罅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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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之际，汉学已压倒宋学，煌煌然如日中天。然而日至中天，接踵而来的总是西坠之势，后来使汉学（清学）裂为两爿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托始于汉代，也分流于汉代。皮锡瑞说：“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谓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以历史过程叙其先后次第，则：“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至刘歆始倡古文经，而后东汉的一批经学家们“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97 显然，同古文经学相比，今文经学的资格要更老一些。但文字的今古异同所显出来的不过是外观一面，这两种经学能够各立门户，“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98 其分野的界限应当是从内里划出来的。“章句训诂”推求的是文义，“大义微言”阐发的是意义。文义需要考证，而意义则需要解释。所以，古文经学的源头和归宿都在经典文本之中，家法所传，既能以一字一句见功力，也易为一字一句所拘囿。其推演之际容不得一点活泛的浮想。没有浮想的嫁接，时务与经义就连不起来，两者之间的这一段距离，使家法中的学问人硁硁然抱元守一，“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99 由此产生的著述，可以增添盛世的文华，却不能回应衰世的忧患。与之相比，今文经学显然是另一副面目。清代最早有志于今文经的是庄存与。他也读一字一句，然而精神所注，则在于圣人的“约文以示义”。100 “约文以示义”，既说明了“义”由“文”示，又说明了意义在文义之外。这是一种无法由考证而得的东西，因此，治经的功夫并不在一字一句之中，而在于读出圣人的言外之意，“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101 这就需要附会和悟想。被称作“微言大义”的物事大半都是这样揣摩出来的。例如，《春秋》文公五年记“秦人入鄀”。庄存与引申而衍绎之说：“《春秋》之法，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爱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是以“秦人好用兵，而先见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后见之也。”102 这些话本身都是不错的。但《春秋》记事只用了四个字，圣人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是否一定融进了那么多的深意却是一个没有办法确定的问题。这种由历史空间所留下来的不确定性，为今文经学提供了解说的自由，其中必然会有许多自觉和不自觉的再创作。微言大义既在“语言文字之外”，103 自由的解说又是从各人已有的人生体验和知识构造里派生出来的，因此，今文经学的路数很容易产生“非常异义可怪之论”。104 继庄存与之后弘扬今文的宋翔凤，“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105 却又老是喜欢把阴阳、五行、谶纬羼入微言大义中去，使孔夫子显出些非理性的神秘来。然而微言大义总是在讲天道人事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天道的意蕴，也在人事。与古文经学疏证字义、文义的路径相比，人事最终不能不归趋于论政，并使古典因一遍一遍的阐释而不断翻新。在世路蹉跎的年代里，从这里发出来的议论能够以自己的回声对铜山西崩，做洛钟东应。由是，当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过去之后，以“魏晋以还，莫敢道焉”106 的《公羊》学为前导，今文经学蓬蓬然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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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发源于西汉，古文经学发源于东汉。所以，由古文经学而今文经学，在时序上呈现的是一种倒卷之势。梁启超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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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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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一百八十多年以来儒学的走势说明今文经学的复兴，自有其以经学解释经学的道理。然而以经学解释经学，说的只是竖看一面。若横看学术思潮的嬗递，则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代谢又是一种与世运相关联的社会变迁。开始退落的旧潮与正在涌起的新潮都具有自己的群体性，并不断地在群体意识的翕合中折射出各自所代表的世风、人情、心态、价值。因此，旧潮的退落和新潮的涌起正以学风的变化昭示了那个时候人心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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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心变动，所以，古文经学以累世之力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华衮，在另一种眼光的审视下显出来的却是周身破绽。因此学术思潮的代谢大半是从批判中开始的。魏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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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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