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2130 《周易》决疑，《洪范》占变之类是经学史上古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其中既有严肃的命意，也有经不起推敲的臆说。这两层意思的思想价值并不一样。但由此显示出来的“以经术为治术”，却是儒学中的一个深入人心的命题。在士大夫的用世之心久受文祸的啮噬和饾饤的研磨之后重新发舒这个命题，反映了艰难时世的殷殷呼唤。因此，以训诂、音韵、名物器服截断了经术转化为治术之路的古文经学，便成了后起的知识分子痛加掊击的对象。在另一个地方，魏源曾把乾嘉人物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一网打尽，历数“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之“争治诂训音声，爪剖析”，而后以一言做概括，切讥为“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09 这些人当日都有过名动天下的风采，然而仅仅隔了一代人的时光，他们就在酷评之下变得衰飒败落了。此可谓世风骤变。在魏源之前，与汉学相角抵的言论并非没有出现过。但时当“诂训音声”光焰万丈之际，这些言论只能是一种寂寞的孤唱。以此做比照，则世风骤变中的痛诋汉学之声已纷纷然成为一时群鸣了。嘉道年间久客京华而惯以冷眼看世间相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因此，汉宋诸儒，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今世通经之士，有施之一县而窒者矣，有居家而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经术以营利。故垚尝愤激，言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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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2 他对汉学的评估与魏源非常相近，而由吏治说到修身，其憾意则更深于魏源。世风因世事蜩螗而激变。所以，从批评中累积起来的意气一定会驱使后起的知识分子向汉学追究以学术误天下的责任。被目为“周知庶务，而一本儒术”的孙鼎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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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4 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读书实事求是，务明考证，以汉经师为法，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于时硕德名贤，布列朝野，急躬行而耻以言竞，风流笃厚，礼教相先，号为本朝极盛。其后日久，承学者始用私意，分门别户，造立名字，挟汉学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凭借权势，阴鼓天下而从之，士大夫于是靡然向风，争趋汉学，其言皆六艺之言也，其学则孔孟之学也，所托者尊，所当者破，猖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学术由是大变，宋儒之书能举其名者少矣，至于缙绅之徒，相诟病以道学。人心风俗，流失陷溺至于如此，尚可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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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6 他以学术的流变为界限，把“国初诸儒”与后来挟“私意”的“承学者”们分开来，然后词气锋利地一路倾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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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38 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戎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夫杨墨老庄，岂意其后之祸天下若是哉？圣人忧之，而杨墨老庄不知，此其所以为杨墨老庄而卒乱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人日食五谷而不知其旨，凡物之味皆可以夺之，然而一日厌谷必病，病久谷绝必死。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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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0 孙鼎臣的话很少有轻裘缓带从容论学的趣味，因此引申之际会不由自主地带出些苛刻来。但苛刻是从忧时之思里产生出来的。从他眼里看出去，漠视风俗人心的汉学一面与天下苍生的精神世界隔得很远，一面又以自己的漠视孵化出了另一种风俗人心，并由此而映衬出它们所据有的“孔孟之学”与圣人之道的显然相悖。所以，苛刻和忧思都反映了久被汉学排诋的那些儒学观念正在急迫地重新崛起。魏源和沈垚把汉学看作“无用”之物，同他们比，孙鼎臣的议论无疑显得更加深沉凌厉。后来做了中兴名臣的左宗棠把洪秀全与汉学连在一起，追究前后因果，“持论亦与芝房（孙鼎臣）相同”。112 这一类推论未必说明得了真实的历史联系，却能够使人十分具体地体会到汉学的声光在那个时候的低落程度。魏源、沈垚、孙鼎臣代表了乾嘉之后那一辈人的思考。他们常常用一种非常自觉的态度把自己与乾嘉人物划分开来。但细绎乾嘉人物的心迹，则可以看到其中年辈较后的人们蒿目时艰，也有过一点反思。嘉道间“专为汉儒之学”113 的陈寿祺在自己的文集里转录过两段取之于著述之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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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2 仪征阮抚部夫子、金坛段明府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抚部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之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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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4 “仪征阮夫子”是阮元，“金坛段若膺”是段玉裁。前者被人看作汉学护法；后者则以音训之学而久负盛名，然而他们在心底里对于汉学营造出来的局面都已失去了十足的自信。当世风骤变之际，是非常常别有新解，遂使门户中的人们也守不住藩篱了。于是古文经学在“如日中天”之后便被后起的舆论浇熄了光辉，一步一步地显出黯淡和背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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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6 古文经学的黯淡和背晦，说明了训诂考据提供不了为衰世里的众生详述指归的东西。详述指归一定要借助义理，然而训诂考证之学在排诋宋学的过程中已经把义理逐出了门墙之外。所以，在需要宏宣妙旨的时候他们便不能不露出一脸的枯窘，并因此而越发反照出挟微言大义而来的今文经学那一派咄咄逼人的磅礴。微言大义也是一种义理。115 在古文经学敛手的地方，今文经学能够“引《公羊》义讥切时政”，116 以“三统”、“三世”之说恣酣地放言因革。虽然由“三统”、“三世”衍发出来的文字里常常杂有一团一团的“要眇之思”，但它们用经术诠说治乱，期待“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117 的滔滔讽议，却为纷乱的世相画出了一条可以寄托祈想的理路。因此，清代的今文经学起于庄存与，立于刘逢禄、宋翔凤；至道光年间则喷薄而出，发为龚自珍的时论和魏源的策论，以忧危之言“规天下大计”，一时声光四射。时弊与时病的丛积，需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世间人说清大是大非。然而梳文栉字的博征和实证铸造出来的眼光，其志趣与乐趣都脱不出小是小非。与古文经学相比，今文经学的优长显然在于多了一点形而上。当乾嘉人物矜矜然贬斥宋儒的时候，他们都深信义理不过是凿空得来的无根之物，而握在自己手里的则是“实学”。但造化喜欢调侃人，在世局“殆将有变”118 之际，能够从本源上立论，为天下国家开出药方来的并不是“实学”，而是与义理同属一路的微言大义。社会变迁制约下的这种学术起伏，使人分明地看到：曾被汉学痛加挞伐而尘灰蒙面的义理，已在世路忧患的召唤下由今文经学带入了汉学之中。把汉学推向巅峰的古文经学是以排诋宋学起家的，而继起的今文经学却在排诋古文经学的过程中骎骎乎成了汉学里的宋学。读史至此，不能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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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48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发生于汉学内部。在门户之外，沉郁已久的理学则以廉（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之说裁量政教学术，把许多被古文经学遗忘了的话题重新推到了士大夫们的眼前和心头。在士林中的多数人忙忙碌碌地向音训、考据、辑佚、辨伪讨声望的时候，理学那一脉细细的香火是靠着桐城派里的几个词章之士延续下来的。后人叹为“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119 至嘉道以后，怀念程、朱的人已越来越多，理学也从一隅之地里走出来，进入了忧时之士的议论之中。在盛世与衰世之交的那个时代里，人心的变动同时又是一种人心浮动。变动和浮动引发于四海治乱，生民休戚；又明白地表现出经历了饾饤琐碎之后的知识分子在时艰迫来之际身心无所依傍的惝恍杌陧。因此，四海治乱和生民休戚的家国之思一定会拽着士大夫中的自觉者内省寸衷，为自己和别人去寻求安身立命之地。道光十七年，罗泽南说：“予迩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120 他后来以书生统兵立勋名，被谥为“忠节”，但这个时候还是湖南乡间蹭蹬于饥寒之中的穷儒。在相近的时间里，太常寺卿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已经做了京官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窦垿、何桂珍“皆从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121 这些天子身边的人们也在向宋儒之学讨取安顿身心的地方。他们中产生过在后来的历史上留下了深远个人影响的人物。居庙堂之高的读书人和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沿着各自的阅历、体验和思考都在重研理学，这种共趋反映了今文经学之外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忧患时势的心解和心路。与公羊学善用“三世”、“三统”解说世运的“俶诡连犿”之辞相比，理学的长技显然不在于放言纵论政事的因革。所以，其言之谆谆的道理很少有新奇动人之处。然而从另一面看，理学“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的践履和理想又在迂远之中沉蓄阔大，代表了一种能够凝聚中国社会的精神力量。由“三世”、“三统”演绎出来的托古改制之说不难动人耳目，而“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的践履和理想却意在入人心田。19 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已在暮云低垂中“四海变秋气”。但衰世的苍茫萧飒不仅仅见之于政事的枯槁破败，而且日甚一日地表现为人气的疲散麻木和猥琐迷离。吴廷栋曾与友朋论天下事，把后一面看得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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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50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达而在上，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穷而在下，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之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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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52 他的话里既有剥极而复的自觉，也有此心耿耿的强毅。两者都说明：乾嘉时代过去之后，复兴中的理学是以一腔危苦与四围散淡人气相撑持的，其“慷慨激烈轩爽肮脏”123 的蹈厉远远多于“方巾大袖冥目枯坐”124 的虚静。因此，19 世纪的理学群体没有重造出宋明两代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博大精深。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物直面一世颓波，心中回萦的始终是一种汲汲皇皇。性理之学的主敬主静也因之而化作前跋后踬中喑口焦思的危言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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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56 晚清的理学和今文经学都是在衰世来临之际立起来的。后来的岁月里，它们又以各自的学术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理学以“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125 为本位；今文经学“以经术为治术”而“通乎当世之务”，注力于“变通之法”。126 因此，在万国梯航开中西交冲之局的时代里，理学人物的经世之路越不出取新卫旧的界限，而今文经学却促成过除旧布新的事业。但不同的学术也陶铸出不同的人物。19 世纪的中国，从今文经学里走出来的人多策士、壮士和功名之士；迂远的理学则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提供了精神领袖。这种区别，又常常使人在读史的时候沉思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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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58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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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60 1 《检论》卷四《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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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62 2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6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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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64 3 《清史稿》第 33 册，9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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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66 4 《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539—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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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68 5 《续资治通鉴》第五册，中华书局 1957 年版，19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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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70 6 《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三十六，5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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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72 7 这段话是张载说的，但反映的却是宋儒共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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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74 8 《呻吟语》，学苑出版社 1993 年版，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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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76 9 吴应箕：《熹朝忠节死臣列传》，转引自《明代特务政治》，群众出版社 1983 年版，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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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178 10 《冷庐杂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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