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2790 即如欲驻札京师，随意往来内地各处，并驻札天津贸易等事三条，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并内地各处，从无外国人混入其中，试问贵国尺地寸土，能畀我中国乎？应勿庸议。又欲与中国地方官交往一节，原有议定体制，我国大吏，各有职任，贵公使所到之处，岂能纷纭会晤。至通商税则，会同变通，鸦片土进口报税一事，查贵国既系万年合约，似不应另有异议。港口间装运货物，往来无碍之句，碍难允行。进口出口货物，在五港纳税外，内地关津不得重行征税，查中国设立关口，各有征收，定例已久，岂能率更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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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792 这些话非常典型地表述了历史经验之中的理路。对于久已把“万年和约”当成了局的中国君臣来说，西方人的修约以打破了局为主张而再谋进取，显然是既在意料之外，也出容忍之外。于是由夷性反复，“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19 所促生的疑惧和愤怒，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过程，对西人带来的那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化出种种猜想和推度。而时当内战搅动天下致东南遍地兵燹，朝廷和疆吏面对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切齿而熟视之，都在直接地把这些异样的物事等类于西人带来的基督教。由此追溯，则常常要归结到五口失其遮拦而中华遂多祸乱。所以叶名琛作奏折说：“要知当时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初何料及贻害靡限，流毒无穷一至于此。”在他的情绪里和判断里，“各省会匪、教匪、捻匪”与“广西上帝会”都一样，“观其党异类分，似未尝尽由于此，殊不知祸种乱阶，究未尝不实由于此也”。20 咸丰一朝的君臣久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所苦，而同时是绵延不断的内战又为咸丰朝的君臣提供了一种道光朝所没有的经历与体验，带着这种经历与体验去看北上南下的西方人，因修约促生的疑惧和愤怒便会非常容易地使他们转向旧日的深闭固拒。因此咸丰帝读叶名琛的奏折曾引出心头强烈的共鸣，并意不能平而浮想联翩，作朱批说：“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21 他的话表现了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因忿成戾，也表现了对于“狡狯尝试，时存窥测”看得太过轻易。比之道光末期的诏书以“民夷各安生理”为“绥疆柔远”的愿想，咸丰一朝的君臣正明显地因反激而横生出一种对于西人的敌忾。在这种被激发的敌忾里既有着自固藩篱的意识，也有着以夏制夷的意识，两者交织缠绕于同一个过程之中，不可切断，也不可分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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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794 以自固藩篱为折冲中西的自觉意识，表达的是中国人在迫来的西方世界面前对冲击做抵挡，其间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都是非常明白的。然而忿戾内含于敌忾之中，则自固藩篱的意识又很容易表现为中西对峙中的意气。当日曾有“吏部尚书臣周祖培、刑部尚书臣赵光、工部尚书臣许乃普、兵部左侍郎臣王茂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宋晋、巡视中城御史臣英喜、巡视中城御史臣陆秉枢、帮办中城给事中臣毛昶熙、署巡视东城御史臣毓禄、巡视东城御史臣贺寿慈、帮办东城御史臣陈庆松、帮办东城御史臣吴焯、巡视南城给事中臣英汇、（假）巡视南城给事中臣吴惠元、帮办南城给事中臣李鹤年、帮办南城御史臣陈濬、巡视西城御史臣奎斌、巡视西城御史臣刘子城、帮办西城给事中臣方濬颐、帮办西城御史臣刘成忠、巡视北城御史臣富稼、巡视北城御史臣尹耕云、帮办北城御史臣何兆瀛、帮办北城御史臣何璟”联衔会奏一折，都深信“该夷猖獗有年，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其感染人心的地方全在于血脉贲张。但与之相因果的，是意气弥漫的地方常常会淹没思想和认知。而后，在当日都中和外省普遍的“茫昧”里，驭夷的中国人大半都不会想到要去正视和审视西方人。19 世纪 40 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身在漩涡之内的先觉者已在开眼看世界，并由此引出种种议论和思考。以此做对比，50 年代的叶名琛虽属后起却显然更多鹘突否塞。他有心“雪大耻，尊国体”，以此自任，也以此自负。但在西方人已经由五口进入并来到他的眼前之后，其“雪大耻，尊国体”的抱负则因太多意气而始终直立于以回避为抑遏，“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22 因此，在他手里，是“心仇夷而术无以制夷，乃蔑视夷，以为夷无如我何”，而“雪大耻，尊国体”之心则常常沿着这一路径演为用“驭外骄倨之态”折辱西人的轻侮。23 不肯正视西方人和审视西方人的叶名琛面对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对手，同时又把“驭外骄倨之态”当作可以常用和惯用的东西，正说明他在两眼不甚分明之中是错把虎豹熊罴当成了狐鼠犬豕。与这种因失真而导致的盲目相比，是观察中国既深且久的西方人在回避、抑遏和轻侮面前屡被“摧阻”而不能做表达，其进取不息之心遂化为“愤懑愈积愈深”。24 而后被抵拒的修约与被抵拒的广州入城经西方人前后贯串而连为一类，在英国公使的报告中都归于“这种怠慢轻侮的缄默，其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不能容忍性质的伤害”。由此层层推导，则“扩大和改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兵船是绝对必要的”。25 外交官呼唤“兵船”，是在以推崇暴力的态度引来暴力。所以英国人最先从动口转向动手，咸丰六年（1856）借“水师拿获划艇匪犯一节”广做牵连，把中国人意中官匪之间的事转变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事，而后以此启衅炮轰广州城。次年法国人因教案积忿而与之联手，用两百多门大炮攻陷广州而据有全城。随之是没有还手之力而又不肯低头屈服的叶名琛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当时身历其境的华廷杰后来作《触藩始末》追记旧事，其中一节描述了咸丰六年间总督府里的一个场面，使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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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796 二十九日，敌船桅上，及珠海炮台上，均飞炮入城，督署尤多。叶相危坐二堂上，绝无惧色。予在大佛寺军需总局任，司道命往白一事，入督署，则材官、门役逃匿一空，仅一文巡捕引入，谒于二堂东偏厅事，炮屡及席前，夷然不动。时封翁迎养在署，有劝以迁入内城者，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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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798 在炮火注击之下做危坐，须看破生死而后能不惧。所以，叶名琛显然不是一个没有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撑的人。但身在绾接中西之间，他与西人周旋多年而始终不能识西人的由来和面目，因此从“雪大耻，尊国体”到最终以“辱身以辱国”为结局，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此中的因果，被囚于印度之日，还在以诗赋志，自比苏武。26 他以一种个人的悲哀写照了中西交逢之初中国士大夫在历史与时代之间无所适从的群体悲哀。而西方人捕捉叶名琛而囚禁之，则无异是在以一种非常刻薄的方式告诉驭夷的中国人，用回避、抑遏和轻侮的办法来对付外国人其实是靠不住的。他们演示了一个实例，但对中国人来说，真能懂得和通悟此中之事理，其实需要对比和反思。而当广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日，一时触发的全都是痛恨。咸丰帝痛恨西人“称兵犯顺”，痛恨叶名琛“辱国殃民”，27 在一片痛恨里最不缺乏的是情感和臆想，最缺乏的却是对比和反思。随后的中西之间，一面是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而北京的朝廷还想用驭夷的天朝体制把西方使节阻挡在广州；一面是战胜的西方人始终执修约为宗旨，他们最不能容忍并正在推倒的恰恰是这种立意于防堵和回避的天朝体制。于是不肯被驭和不受阻挡的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咸丰八年（1858）先后北上，载着英法联军的兵船也随之北上，从广州开始的战争遂被带到了天津，带到了离朝廷很近的地方。当“逆夷开炮，攻击炮台”并“闯入内河”之后，直隶总督谭廷襄在奏告中叹为“军威尚壮，不期一战而溃，殊出意外”，而后知道在“夷炮迅捷”面前，“津郡形势断难战守”。紫禁城里因此而被震动。随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是连为一体的西方世界用勒逼实现修约的意志，得到了他们四年以来孜孜以求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十六年前耆英签订《江宁条约》，曾以“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为写照之词，以后事比前事，显然是太过相像。28 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其实已经用他们的观念和法度一层一层地打碎了中国人以夷夏比中西的历史成见。但在彼时办夷务的中国人那里，历史成见又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制束，身在惯性和制束之中构想中西，则不仅西方人的路数在中国人的意料之外，而且中国人的路数也在西方人的意料之外。当日桂良、花沙纳奉命与西人在天津立和约，奏疏报告艰难搓磨而不能回西人之意，然后说“此时、咈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29 他们为“、咈两国”的勒逼所深深窘苦，但把条约看成“数纸”并可以化为“废纸”，无疑是以自己的不守章法来推想对手的没有章法。用这种推想判断西方世界，则他们所知和所识的西方世界仍然是一种夷性的世界。因此，当西国的使节和兵船踌躇满志地扬帆南去之后，已经列入条约而深触咸丰帝心头之大忌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缴兵费、赎还广州，都重新被他放到了以夷夏之间的规矩范围中西之间的关系里考校权衡，并重新成为使人扼腕灼心的东西和“必须极力挽回”30 的东西。因此，在随后的上海议通商税则中，中国一方屡次想“消弭”条约中的已成之局，又屡次在英国人“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31 的坚执面前碰壁而回。而作为一种反应，则是“夷情”因之益多“愚惑”猜度，“自天津议和以来，其心将信将疑，防我之念，几已无微不至”32 。这种立约之后的倒腾、翻局和以疑虑对疑虑，说明了《天津条约》并没有消解中西之间因修约而衍生的危机和兵氛。而后是咸丰九年（1859）扬武的英法兵船与守候的中国军队一触即发，使进京换约变成了大沽口的一场炮战。铩羽而归的英法联军第二年重新北上，犷悍凌厉地从海口一路打到北京。与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人相比，二十年后的英法联军同样“以火器制胜”。然而后者突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止乎以暴力拓展利益，而且刻意要借“火器制胜”之势从精神上摧折中国人夷视西人的回避、抑遏和轻侮。所以中英《天津条约》已特为列出第“五十一款”，以“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33 来约束中国人。至洋兵入京城之日于此尤耿耿。一则记载说：“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有一傻子，立于门前，见夷人经过，指手大笑曰‘鬼子来也’。夷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34 在这个例子里，西方人的毒打群殴显得非常霸蛮残酷，而推究原本，他们用拳脚所要征服和对付的其实是中国人得自历史和传统的一种观念。从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和中西之间的交往都实现于深深的隔膜和歧义之中，所以，正在以急迫之心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便始终要面对这种观念，并因这种观念而被当成受俯视的异类。这个过程使他们十分明白地懂得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夷”，也使他们在战胜之后十分凶暴地以“毒殴”一为宣泄。与这一类“夷众”打平民的事相比，在当日的记述里“夷酋”更着意和刻意的是恣肆地践踏天朝体制。庚申前一年各国公使将进京换约，咸丰帝曾明示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应“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35 这里的“例”当然是指夷夏之间的旧例，其间以限制作区别，显然是要表现一种族类上的不平等。而一年后英法联军据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赴礼部会恭亲王奕，则已“公然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且轿前轿后有“马步队约万余人之众”。是不仅“坐轿”，而且“摆队”。在清代的舆服制度里，这种“金顶黄绊”的轿式本应为皇家所独有和独用，是以一个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既愤且讶，非常不甘心地说：“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36 他不知道额尔金之所以要“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并不是看中皇家排场的华丽与体面，而是有意在用这种力为标张的“僭越狂妄”来震荡人心，以显示中国人的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一触即碎而罩不住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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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00 曾经受俯视而不能自如地向中国做表达的西方世界积久之后一抒怨毒，用这种方式非常触目地表达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用枪炮论证道理的方式，因此是一种无须说服的方式。于是以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为前提的中西关系不能不走向分崩离析。西方人用自己的意志使驭夷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与之相因果的，是中国人用来驭夷的理路和观念不得不在震荡下开始坼裂。当时人身历“庚申之变”，曾眼看着英法联军带来的“白夷”、“黑夷”、旗帜、火炮、鼓乐、烟尘由远而近，来到面前。在由此触生的百感交集里，一面是“城下之盟，古人所耻”的类比，一面是“海国作乱，自古无闻”的不可类比：“从未有无因而至，若英逆无道之甚者”，且“既已讲和，相安十余年，何以又起争端，此其无厌及我，殊出情理之外，古无与比也”。37 这些议论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异，其间所表述的应当不是一种认识，而是深深的疑问。然而从没有疑问到深深的疑问已显然地表现了思想的前后变迁。庚申前二年，士大夫论说发生在广州的中西战事，犹以“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为当然，而极信“英夷土固不广”，是“恃虚声以慑我上国”。38 由彼时的当然和极信变作庚申年间的不可类比和深度疑问，正说明了曾经惯用而且稔熟的判断和推理已经碰到了阻格。这种由疑问开始的观念的坼裂产生于圆明园里那片烟焰的映照之中，但与火烧圆明园相比，“庚申之变”里的这一面更深地牵动了中国人的社会和历史，牵动了中国人心中深信不疑的东西和自以为是的东西。由此造成的精神重创是二十年前的海疆骚动所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精神重创一经造成，则又会追溯二十年前，将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连为一体，而后惊痛和惊诧才会化作感知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才会有中国士大夫对于自己的反思和对西方世界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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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02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兵船到大沽口。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曾在奏报中描述“咭唎夷船式样”，举篷桅、舱层、炮位、机轴、炮数、风轮、火池、风斗、吃水、窗扇都细为摹写而毕见船坚炮利，其具体程度是当日少有的。39 道光二十二年林则徐在遣戍途中致书友朋，追说西人大炮“远及十里”，遂使“内地将弁兵丁”常在“不见面而接仗”中，其间之悬殊皆“未之前闻”。40 道光二十三年，两广总督耆英专门“购得洋枪”献呈皇帝，并进“仿造”之说。道光帝赞洋枪为“绝顶奇妙之品”，而以“仿造二字”为“望洋之叹”。41 以此比照《清史稿·宣宗本纪》所说嘉庆十八年（1813）“教匪林清党犯阙之变作”，其间曾“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后来的道光帝当时还是皇子，已能“御枪毙二贼”而使“余贼溃散，乱始平”。由此显出来的是一手娴熟的枪法。他用过的那把枪也因此而被嘉庆帝命名为“威烈”。42 则可见他是一个懂枪的皇帝，但情愿“望洋”而止。琦善、林则徐、耆英曾先后卷入中英鸦片战争，在一个举世茫昧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描述、感慨、进呈都体现了一种对于西人的正视。然而以海疆骚动都中不惊为背景，他们的见识又是一种得不到应和与回响的东西。因此，在当日的中国，他们的声音只能个别地出现，又个别地寂灭。在多数人的心里，西人依然是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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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04 与这种个别地出现而又个别地寂灭相比，“庚申之变”以创巨痛深造成撼动和冲击，又由撼动和冲击促成憬悚与憬悟。在这个过程里，撼动、冲击、憬悚、憬悟都是一路远播并因此而越出了个体范围的东西。它们把西方人带入中国人的时务之中，而后是“创局”、“变局”、“奇局”、“千古未有之局”和“智勇俱困之秋”成为历史经验之外的一种时代意识。曾国藩阅读“新刻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而“呜咽”，43 胡林翼目睹长江中的轮船而吐血，都说明中国人的时代意识是在苦痛中逼出来的。然而也是在这种沉重的逼迫之下，以自强回应西人才可能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群体意识和自觉意识。而随之开始的效西法的历史过程，则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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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06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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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08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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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10 2 同上书，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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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12 3 同上书，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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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14 4 《第二次鸦片战争》（2），393—394、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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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16 5 《第二次鸦片战争》（2），375 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7），中华书局 1979 年版，2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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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18 6 《第二次鸦片战争》（2），373、5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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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20 7 同上书，89、99、63、41、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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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22 8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 1987 年版，534、5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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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24 9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 1986 年版，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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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26 10 《洋务运动》（1），121 页；《洋务运动》（2），32、3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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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28 11 《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 1976 年版，677—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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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30 1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30 页。（取《江宁条约》而不取《南京条约》系以《中外旧约章汇编》为准。）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 1987 年版，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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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32 13 《道光朝东华录》卷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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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34 14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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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36 1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第 1 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4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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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838 16 《第二次鸦片战争》（1），164、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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