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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5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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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鸦片战争文学集》（上），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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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魏源集》（上），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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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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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运会”是一个古词。严复曾用以指喻历史演化中人力所不能抗的大势。比之后来所说的“规律”，似乎更切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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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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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4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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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同上书，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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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4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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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璞鼎查信函，1843 年第 142 号，外交部档案 17／70，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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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江宁条约》，《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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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鸦片战争文学集》（下），8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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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8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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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魏源集》（下），676—6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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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论“庚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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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八月（1860 年 9 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部各营。瑞麟逃，胜保中枪坠马，被朝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则自劾“海口转战至今，迭经挫败，误国殃民，死有余辜”。1 他与西人交战最久，而一蹶再蹶之后也最多无可言述的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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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自北塘登陆开始，到中国人的马队和步兵在八里桥溃散，是一个西方人用枪炮表达意志并用枪炮分出了胜负的过程。因此八里桥之战后一日，咸丰帝已惊惧交集而慌张失措，“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而人心因之解散”。2 他留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京畿和滚滚烟尘中的四面仓皇。在时人的记述里，四面仓皇是与枪炮声、哭喊声、詈骂声，以及抢掠、逃难、物价腾涌连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蜩螗沸羹，把京师里的每一个人都拖入了中西冲突的困苦和动荡之中。二十一天之后，得胜的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并纷纷登城升旗列炮。炮口南指，正对着中国人的皇家宫阙。3 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然而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还意犹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在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士兵都在这个汇聚了皇家珍宝的地方肆行抢劫和反复抢劫，由此获得的赃物，一部分还归到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拿破仑三世（Napole＇onⅢ）的名下。在战场之外放火和抢劫，说明了军人正在变作盗贼和匪徒。然而在当日西人的心目中，放火却是在表达道理。所以，全权代表英国的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Earl of Elgin and Kincaidine）和统兵的格兰特将军（General Sir Hope Grant）曾挟着战胜者的傲慢和褊狭向战败的一方做追讨，举“被囚”的英国人所受“野蛮之待遇”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则相比较，以指责和衬托“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的可恶，并自信其下令放火，把“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是在“警醒其迷梦”，因此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这种显然的自以为是正说明这些人已错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表亲，并催生出可以一手裁断人间公理的自负。他们痛责政府里的中国人“野蛮”和“残酷”，但他们用来“警醒其迷梦”的放手焚烧是出于冷静的思考和推理，出于故意和刻意，所以，在放手焚烧的烈火和烟雾里，其实已经包含着更多的“野蛮”、“残酷”和“不顾国际公法”。其间发生的宫中人“常嫔因惊溘逝”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4 都是由此而致中国人的死命。比之格兰特引为不平的因“野蛮之待遇”而致英国人的死命，显然是在等类之间。因此，放火的西方人虽以出自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为荣耀，但他们显露的横暴和造成的废墟却使基督教世界深深地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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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之被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内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西人的横暴都化为中国人身受的冲击。当英国军人在圆明园里放火的时候，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奕“登高瞭望”，眼睁睁地看着“西北一带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与那片烟色与火光相对应的，是一种“痛心惨目”的家国之哀。作为道光帝的第六子，其“痛心惨目”里的夷夏之恨一定会与宗庙社稷之思连在一起，引出百感苍茫。他向北狩的皇帝做奏报，自述“痛哭无地自容”。读奏折的咸丰帝虽然远在热河，而其切身之痛则犹如近在咫尺之间。因此，在他用朱批写出来的“览奏曷胜愤怒”5 里，与“痛哭无地自容”相呼应的悲哀忿恨同样出自深深的家国之哀。在朝廷之外，更多的中国人目睹了“夷人枪炮横空飞坠”之后，又目睹了抢劫圆明园和火烧圆明园。一个士人记述了延烧累日的“烟焰迷天，红光半壁”里，“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在漫长岁月中累积起来的种种物化了的文明就此变作满地灰烬和断砖碎瓦，无法复原，无法重建。“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6 用彼时中国人的社会观念相衡量，“历代圣容”已是象征了神性的东西，是同这个世界仍然联结着的东西。然则以“碎裂”为亵渎和摧残，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践踏。因此在他笔底的感慨悲恻里，最难化解的也是因为西方人的强暴而产生的身世家国之哀。在身历此劫的那代人留下来的文字记述中，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由此触发千古之痛，便多见“唏嘘”、“泣下”、“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的伤心一恸，其间的极端，是忧愤催逼下的“须发皆白”。7 当京畿板荡之日，同一个时间里的中国南方，湘军正与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们苦苦厮杀于长江流域，其间一片愁雾。督师皖南的曾国藩从咨文中次第获知“銮舆已出巡热河”和“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随之而来的是相隔千山万水的震荡和撼动都成为一种直接的冲击，使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使之“伤痛之至”。8 自咸丰二年（1852）领军以来，他已长久地身历兵凶战危，并于危难中屡见屡闻“炮震肉飞，血瀑石壁”，9 应当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倒的人，但“不知所以为计”的“悲泣”和“伤痛”都明白地表现了冲击下的惊心动魄和四顾茫然。京畿的炮声和火光之所以摄人心魄而震动南北，是西方人逼入了北京，因此西方人真正地来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在二十年回避之后，这是一种无可回避。“曷胜愤怒”、“相对一哭”与“不知所以为计”都是对于这种一时剧变的突然意识和最初反应。其中与惊痛连在一起的是深深的惊愕。咸丰十年（1860）岁在庚申，这一场颠蹶和震荡在中国人的记述中便被称作“庚申之变”。10 鸦片战争之后记述其间史事的著作曾以《道光洋艘征抚记》为名，相比而言，此日用“庚申之变”做统括之词显然是更明白地表达了中国人身受的震撼。但变起于庚申，而惊痛与惊愕相连，其间之因果则以道光后期以来的历史为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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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前二十年，起于广东的中英鸦片战争曾波及四省，历时两年，致士兵死事，上将殉国，生民涂炭，并牵连成群奉旨驭夷的达官在剿与抚的反复中纷纷跌倒。然而以地域而论，这场战争开始于沿海，也结束于沿海。在当日的中国，傍海的地方便是边缘的地方，多数人从腹地和内陆远远地看沿海，都当作是岛夷骚动海疆。太过漫长的距离滤掉了具体性和真实性。因此，发生在那里的中西之间由相遇而相斗虽以民族战争为形式，但局中人的困厄和炮火下的力绌经层层的转述附会，对于京师社会和内陆社会而言，则大半成了容易失真的传闻之词。传闻之词不能入人之心，是以中西之间相遇和相斗之后，多数中国人依旧不肯留意西方人和不能认识西方人。后数年魏源曾作《都中吟》，于此穷尽刻画而深致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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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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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茫茫昧昧”里，已经进入五口和正在进入五口的西方人自都中人看去仍然模糊而且遥远。都中荟萃了那个时候中国士大夫的智慧和人才，所以都中可以写照天下。由于模糊和遥远，当日的君臣从庙堂里想将来，都相信随鸦片战争炮火的停息，将是中西之间的一个了局。因此，“息止肇衅”的《江宁条约》在朝廷和士人的意中曾是“万年和约”。12 以“万年”称“和约”，则与“和约”所对应的当然是一种固结了的物事。后来道光帝的遗诏里有一段话追叙中英之战，而统归为“捐小忿成大信，绥疆柔远，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13 显然是把西方人看成了已受羁縻的群类。都中的见识以“茫茫昧昧”为主流，说明了发生在沿海的这一场战争并没有重创中国人从千年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所以当时人测度来自欧西的远人，用以推理和判断的，还是从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这是一种同过去的经验事实连在一起的东西，因此是一种万人共有的东西，比之炮火下被摧毁的壁垒和长墙，也是一种更不容易折断和打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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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这种“毒焰自消”的一厢情愿相反，是进取不息的西方人从来没有把鸦片战争的终局当成中西之间的了局。发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催涨了自由贸易的磅礴潮流，与之因果相连的，是由商业利益促成的空间拓展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 19 世纪的欧洲一面在不停地制造产品，一面在不停地制造扩张。其时英国正在充当欧洲和世界的“引擎”，所以被这个过程送到中国来的西方人里，英国人也最多由沿海伸入内地的欲望和急迫。《江宁条约》签订后七年，五口通商的场面还没有完全铺开，广州英商会就已在向国内做倾诉，以这种“有限的贸易”为大害。其间的共同利益唤出共同的意愿，使曼彻斯特的商人亟亟乎起而呼应，以“巨大的焦虑”进言政府说：“除非我们从事买卖的范围能扩展到我们现在受局限的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去，我们的对华贸易永远也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14 贸易牵动工商，工商牵动国策，随后是经济转化为政治和外交，成为英国政府以“修约”为名义，筹划“广泛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的由来和导因。在当日英国政府给驻华公使的“训令”里，被列为要目的“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实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免征进出口货物的“内地子口税”，以及公使“常驻北京”等等，15 都是意在打破“万年和约”的东西。稍后法国、美国和俄国各挟一己之怀抱与英国人合谋其利，由此形成的列国连横之势，使咸丰一朝从一开始便面对着一个结为一体而日逼日亟的西方世界。比之道光年间中英之间的冲突，这种列国连横之势无疑更坚鸷而且更陌生。然而在历史留下来的知识和观念还没有因重创而碎裂之前，这些知识和观念便依然是人心中可靠的准则和不移的准则。因此那一代帝王和士人非常自然地只能用历史经验之内的东西来辨识和类比历史经验以外的东西，于是在同一种观念下，咸丰朝一步一步地重复了道光朝。而一个正在逼来的西方世界则在夷其人夷其事里完全走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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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君临天下的时候还不足十九岁，同他父亲相比，十年前的中英之战以及发生在那个过程里的议剿、议抚、议款全都在他个人阅历之知的范围之外。他没有承当过战败的压力，所以他精神上的夷夏之见更完整也更本色、更固执。与之类同而且匹配的，是咸丰初年起以钦差大臣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自道光中叶入仕途，而海疆骚动之日则正在不通海路的江西和云南做地方官，也是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西方人脸相中狰狞毕露那一面的人。因此，两广总督驻节广州，虽然在空间上与彼族相距甚近，而其视为当然的则是执夷夏之界以分中西，在心理上和视野里都与他们相距极远，一则记载说他“素性沉毅刚强，待外人不好挑衅，亦少恩抚”；一则记载说他“性木强，勤吏事”，而“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16 “刚强”和“木强”，都说明了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不善应变和不肯应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他们是直接应付夷人夷务和最终应付夷人夷务的人。所以，力谋修约的西方人一意要抉破《江宁条约》的范围以求四面扩张，但他们在中国最先要面对和始终要面对的人物，却比签订了《江宁条约》的上一辈人更执着于夷夏之防并更不肯向后退让。由此形成的无疑是一种既不可沟通又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后，从咸丰四年（1854）开始，一面是西方国家的使节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中国，以修约为名目北上南下，他们因深愤叶名琛的“蓄矜气”17 以相傲睨而从广州北上，想要另辟蹊径；一面是这些代表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到达天津之后又被朝廷一个一个打发南返广州“听候查办”，18 回到了天朝体制里的叶名琛那里。其间“奉旨赴津查办夷务”的崇纶曾作“指驳英使要求各款照会”，用中国人的情理遏阻西方人的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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