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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51 但起于甲午战争前后而被称作名士的那些人并不是从这一路里走出来的。与旧日的名士相比，他们之能够得名全都源自于他们之直入时务和标张时务，其间的嬗蜕正显示了一种名士的政治化。除了张謇和康有为，当日汤寿潜以“中式文字，竟破程式，放言时事，海内诵之”；郑孝胥以“平日留心时务”而识见迈出时流，被目为“名士之冠冕也”。117 皆肯用功夫于大题目，而后出人丛而为一世所注目的。这些人立起于庙堂之外，已经明显地不同于清流。然而溯其渊源，则后起的名士大半都与清流一脉曾相延接。瞿兑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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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53 及甲午事起，鸿章大被卖国名，而清流亦知旧法不足图存，当变国是。于是有康有为公车士人伏阙上书之举，而翁、李之隙成，新旧之党判。有为以部曹名过卿相，皆清流鼓吹以成之。其时朝士大夫慷慨有志节者，无不相与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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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55 所以他总括而言之曰“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118 这是一种用粗线白描说历史代谢，而康有为与清流一时聚合的其来有自遂显得非常分明。与这种一时聚合比，张謇出翁同龢门下，本自久与清流为伍，其渊源当然更深一层。而和张謇常往来相交游的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丁立钧、王仁堪、袁昶、梁鼎芬等等，又都是与郑孝胥引为同类而沆瀣一气的人。可见彼时之名士曾因清流而联结成群。在这些人中，汤寿潜曾为翁同龢激赏而不常与都中胜流相往还，但戊戌年间行新政，他与郑孝胥一同列在奉旨“由部带领引见”的名单里，被当作朝廷期望中的新人才。显然，依士林的眼光和庙堂的眼光，他都应当归入这一群。这种种人际之间的牵结构成了那一代士人的依存状态、进取状态和演化状态，而历史中的关联和因果便存在于这些地方。因此，从甲午到戊戌清流和名士此消彼长，但由关联和因果说历史，则蓬蓬然而起的名士却曾经是以清流为源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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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57 由于名士曾经以清流为源头，所以名士初起常常会仿效清流。但清流以庙堂为立身之地，由仿效而最容易催生的便是炽热的庙堂意识。一则记载说：“（康）有为求用世之学以得君为重，曾两谒丰润张幼樵副宪，问何以得志于高阳相国”，119 正是心头的炽热一为发露。是以当其不得志之日能以布衣上书一挫再挫而不肯歇手。通籍之后又游走于台谏和公卿之间一谒再谒而不肯止步。迨戊戌年间奉旨专折奏事，遂大量制作，大量进呈。由此产生的文字，时人指为“逞厥横议”，120 却常能使人君“阅之甚喜”、“皆深然之”、“为之唏嘘感动”。121 而所谓“以得君为重”，本来的意思也正在于此。与康有为相仿佛，甲午后一年郑孝胥曾有京师之行。其日记中的要目是“谒合肥”、“谒常熟”，进言变法度，与朝士议政事，为朝士草奏章，等等，122 做的也是游走于台谏和公卿之间的事。可见名士志在庙堂曾是一种共相。然而就士大夫自身的历史嬗递而言，名士之能够与清流相区别，并在后来的岁月里自成一局，根本的地方却是他们的立身之地不在庙堂之内而在庙堂之外。因此与康有为孜孜矻矻写出来的奏议相比，更多地体现了那一代名士本相和品格的，其实是在《时务报》做主笔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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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59 《时务报》由汪康年经营而起于上海，原本并不在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筹算之内。然而一旦风行，其汪洋恣肆则能歆动一时人心而致回声起于四面八方。当日湖南士人邹代钧致书报馆，盛赞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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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61 昨由俞确士送到报百分，阅之令人狂喜，理识文兼具，而采择之精，雕印之雅，犹为余事，足洗吾华历来各报馆之陋习，三代以下赖有此举，为吾党幸，为天下幸。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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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63 正在京师供职的毛慈望说：“《时务报》按时立论，畅所欲言，为中国今日对症发药，起痼扶衰之妙剂；兴利除弊，变法致强之初桄，凡关心大局者，无不亟思寓目。”皆出自心服口服，而意所不足则在到手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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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65 惜递寄太迟滞，不免美犹有憾，未厌人意。即如第十四五册，系去岁冬月出报，直至本月初始到都门，其迟滞可想。嗣后寄报，如能设法求速，则更善矣。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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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67 推崇之外更兼有读报的饥渴。这两段话南北呼应，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时务报》在士人世界里的山呼海啸之势。所以梁启超能挟其自负和自信断言：“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125 在以四民分人口的社会里，士大夫是唯一据有议论并以议论为天职的社会群体。而议论能够影响一时，总是在化为奏折进入庙堂之后。因此，二千年士议起伏，重心都在庙堂里。以此为常态，《时务报》的出现便是一种异态。一方面，士大夫办报纸显然是承续和延伸了这个群体据有议论并以议论为天职的传统，所以《时务报》取法的不是重新闻的《申报》，而是布道理的《万国公报》，而由此形成的“按时立论，畅所欲言”在那个时候都是士人写而且士人读的东西。另一方面，士大夫办报纸又显然是前所未有地别开一种立说的空间，使产生于这个群体的议论一经变为报章文字便可周行而四达，引出交流、交汇、共鸣、回响。与奏折体例相比，后起的报章文字更少顾忌，因此更多恢宏洞达和词艳气雄，援此以入论说，则皆能用作感染与牵引，换来跟从和附和。而后是名士的报纸与清流的奏折相代谢，与之对应，天下士议的重心也由庙堂之内移到了庙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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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69 在名士营造报纸的过程里，报纸也在营造名士。李肖聃有一段文字说梁启超与《时务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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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1 梁为（《时务报》）主撰述，作《变法通议》数十万言，其文出入魏晋，工丽大类范蔚宗，亦效龚自珍为幼眇自喜之词，旁出陈同甫、叶水心、马贵与诸人之风，指陈世要，一归平实，间杂激宕之词，老师宿儒，新学小生，交口称之。岳麓院长王祭酒先谦，令诸生购阅此报，称为忧时君子发愤而作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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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3 梁启超十七岁中举，此后六年之内四应会试，皆连战连败而不能成进士。因此，当他入《时务报》做主笔的时候，以科目论功名，不过是一个屡次落第的举子。然而自《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先后出，《时务报》为万人瞩目，梁启超也为万人瞩目，笔风所到，一时名流几乎望风惊羡。陈三立说：“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又说：“公度书言梁卓（如）兄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127 叶瀚说：“梁卓如先生，大才抒张，论著日富，出门人问余之言，救天下童蒙之稚，敢（甘）拜下风，愿处北面。”128 夏循垍说：“卓如文字惊心动魄，足以开守旧之蔽，至佩至佩。”129 尤其显目的例子，还有张元济说的：“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文且慕之，且赞之。其摄力何若是之大耶！”130 与这种望风惊羡相对应的，是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在极短的时间内腾越而起，成为士人世界里的显达。当时张之洞开府武昌，而致书梁启超，则以“卓老”为敬称。131 至戊戌年维新变法呼风唤雨，天下人无分开新守旧已皆以“康梁”并称为当然，而此日上距《时务报》创始不过一年有余。随后是一个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的时代。梁启超笔底才力固自横绝一时，但使他由一个寻常举人蜕变而出，据有百丈光焰而身负天下重望的，却是《时务报》所提供的那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务报》造就了梁启超。与科举造就士人相比，这是一种新的范式。因此，在《时务报》之后连类而起的，还有南方的《知新报》，北方的《国闻报》，以及《湘学报》、《农学报》、《富强报》、《经世报》、《实学报》、《蜀学报》、《无锡白话报》、《东亚报》、《昌言报》等等六十多种报纸，132 大半都以立说为宗旨。与之相牵连而且成因果的，是成群士人都在纷纷舔笔磨墨热衷于作“撰述”。其间韩文举、徐勤、何树龄、康广仁、欧榘甲、陈炽、林旭、严复、王修植、夏曾佑、唐才常、罗振玉、谭嗣同、陈虬、章太炎、宋恕、陈季同、陈衍、宋育仁、廖平、裘廷梁等等，多是当时的名士和后来的名士。这种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的过程既已另开一种范式，则一定不会自为消歇。因此，当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翻过去之后，晚清最后十年里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是更多的报纸与更多的名士。和《时务报》蝉联一线，而越益作其汪洋恣肆的先后有《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民丛报》笔战不休而声势相迫的有《民报》；其间以文字起风波而致健笔入牢狱的还有《苏报》。若用数量写照规模，则光绪三十二年中国的报纸已有 239 种之多，其中的 66 种都在上海。133 以 20 世纪初比 19 世纪末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同一个时间里，科举制度正经历着末期的光色晦冥到终被废止。所以，士人之后起新进而“求用世之学”者，大半都在向报纸寻路径。在那一代人里，杨度是梁启超之外另一个被称作“旷世逸才”的人。戊戌年间他置身湖南一隅远望京师，曾心波屡动而强为自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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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5 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闾井，玩禽卉以怡情，游钓渚以终老也。顾以片言寸论，取上卿之位，握军机之权，书列于报章，声延于欧美，苟非其时，非所敢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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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7 他没有与报纸结缘，所以报纸也没有给他声光。至 20 世纪初年杨度“游学日本”，而后主办《中国新报》以扬其焰，则生涯因此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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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9 在《中国新报》著《金铁论》……发挥经济及军事之主张，凡数十万言，流传国内，国人乃知度之名。继复以所著《立宪与旗人》印单行本，遍送京内外大僚，其名遂益著。时世凯为军机大臣，方留意新党人物，加以延揽，度因之以候选郎中获赏四品京堂，派宪政编查馆行走。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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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1 在这个例子里，报纸是可以把人送到官场高处的。当杨度已在宪政编查馆里行走的时候，更多的读书人还在论辩立宪与革命，于是撰述弥望，报纸也弥望。卷入其中的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胡汉民、刘师培、于右任、柳亚子、黄侃、戴季陶、朱执信、宋教仁、张继、蒋智由、马叙伦、戢元丞、陈独秀、马君武、田桐、杨笃生、狄楚青、冯自由、薛大可、张东荪、谷钟秀、杨廷栋、林獬、邓实、黄节、孟森等等，大半都能挟一面的道理做风做雨，以言论滔滔动国人之耳目而在当日的名流里后来居上。其间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和新学堂出来的学生、游过学的留学生都在报章文字的熔铸下共有一种文风，共用一套词汇，日趋而日近。他们之间虽然常常以激辩为能事，而其共有的抱负则都在干预国政，以重造中国为己任。因此这一群人昨日为敌，今日相友，明日又成仇矣，而自社会类别分归属，则同是从名士那一脉里演化出来的。在后来的历史中，革命与立宪都因事过境迁而变作旧迹，然而这一脉却能够在另一个时代里继续染苍染黄和推陈出新，其中的许多人便成了党人、政客、官僚、贤达、学人中的大佬。与杨度进宪政编查馆相比，这同样是一种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而名士与清流之间曾经有过的源流相属，则一点也看不到了。由此显现的蝉蜕之迹，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人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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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3 当士议的重心由庙堂之内转到庙堂之外的时候，同时又是士议的重心由中国人的理路转到外国人的理路。清流的时代变为名士的时代，其间显然的区分是中国的自我形象在士人心中的破碎。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36 以甲午战败为情景，“唤醒”一词所表达的是对现实中国的极度失望，以及极度失望之后的深深不满。失望和不满都是破碎。因为破碎，所以 19 世纪的士人以尊王攘夷为激越，20 世纪的士人以全变速变为激越。比之洋务借西法，立宪和革命都更进一层，当时人谓之“每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而“欲规摹仿效，谓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殖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137 但“每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被度量和被比较的总是中国人的朝廷。因此，士议的重心移出庙堂之后，又会在度量和比较中与庙堂日去日远，日远日歧。而后，一面是朝廷眼中的“躁妄之文士”不肯安分，“粗习译书，妄腾异说”，遂至“佉庐旁行之字，几遍天下，一若不通外教，不效西人，举不得为士”；138 一面是中国自我形象破碎之下，“规摹仿效”都在催发急迫，使一部分士人调教朝廷，一部分士人批判朝廷，一部分士人打倒朝廷。于是而有起伏不息的鼓荡。以当日士大夫的总体而论，这些人本来属于少数，然而他们从一开始便营造报纸并据有报纸。依靠这种从来没有过的传播方式，出自少数的声音可以节节放大，在响声和回声里幻化为大海潮音而左右一时之人心，因此，据有报纸的少数能够驾乎多数之上，在那个时候的士人世界里成为居于强势的一方。在这个过程里，朝旨曾令地方封报馆，捉主笔，以回应士议之鼓荡不息。然而鼓荡不息的士议一路远播，其间的理路、论说、词汇、事例同时又正在经奏议而传入庙堂。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官员“条陈开馆编定法规”，折中所用的“民智”、“人格”、“法典”、“法规”、“组合”、“法政”、“科学”、“义务”、“程度”、“主义”、“权利”、“宪法”等等显然都是从各色报纸里学来的。139 而前一年的上谕已在“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140 。这是进化论入圣旨，其源头也应当来自报纸。此外一见再见于庙堂文字之中的还有“文明”、“野蛮”、“尚武”、“军国民主义”，以及“德智体”等等。诏书和奏折都在学报纸，折射出来的是庙堂和政府在士议鼓荡面前的自信已经不足。因此，当时名士以攻讦政府为自立标帜，而达官公卿则往往乐于结纳新派名流而延揽之。张之洞督鄂之日，“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141 其收用之中兼有老辈爱才的意思。而同时的肃亲王善耆则善用折节下士以成就其“颇有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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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5 其时留学生回国者日多，凡知名之士，善耆多方延纳，罗致门下。旗籍中如良弼、恒钧等皆以留学生而为肃府上客，颇见信任。有程家柽者，以同盟会健将而奔走善耆之门。善耆官民政部尚书，其渐与民党通声气以及民党之得在北京活动，程之力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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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7 可以同肃亲王的“延纳”相比较而读的，有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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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9 肃（王）乃名士派，亦与端方等，未必能任重大事，但彼已交亲，借彼怒怨，以合王公，终胜它人耳（闻泽公颇厚重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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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1 铁良（何不设法用之）则吾见汪大燮（前英使）、孙宝琦（今德使）皆极称之，以为满人第一，且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诚可深结。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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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3 这些都是另有盘算，因此亲贵与名士相往还，显然是亲贵多曲就而名士多机心。然则受摆布的总是曲就的一方。由此积久，便使名士不能不重于公卿。当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而手中的一点新知不够用来达意，遂别出秘计，“以书札”通问殷殷求教于新党中的名人。而后是正在海外做逃客的梁启超“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在晚清的最后几年里，梁启超虽然名在诏旨不赦之列，却常常要从事这一类深度参预朝政的工作，弄得非常辛苦。徐佛苏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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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5 当时清大吏不解宪政为何物，其馆（宪政编查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尤可笑者，例如当年之法部与大理院两署，常争论权限，又皆无精当之主张，而两署皆分途秘求梁先生代为确定主张及解释权限，甚至双方辩释之奏议公函，均出于先生一人之手，而双方各自诩主张之精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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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7 这种一人操纵两署的场面在事后追叙中成为“尤可笑者”，而当日却是士议鼓荡下权力和权威的脱节，其间正有着无穷的困殆。朝廷仍然拥有权力，但权威则已移到了另一群人手里。没有权威的权力是残缺不全的东西，因此在清末的十年新政里，官界中人由合群的自信不足到合群的自信崩溃，便成了一种清晰可见走势。与梁启超在海外作文章相比，时论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一类，统称“郑、张、汤三君在今日号能做事者”，或者“张汤郑当时”。这是那个时候的另一路名士。145 他们不作报章文字，然而“宣统末造，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设预备立宪公会，与启超互通声气”，146 他们又始终在士议鼓荡中穿走呼应，并各以长才而为人望所归。官界之敬视之与畏视之，犹在报馆名士之上。岑春煊主邮传部，曾保举郑孝胥做“丞参”而未能得其乐允，遂发急电相劝，其辞则有如哀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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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9 前得电，允践约，感喜交并。今忽悔约，何也？煊固褊急，然当谨佩良言，期先得众情之信，不敢孟浪。今请与公约，日后如违此言，即无以对公。惟旧病复作，重任又不能辞，焦急欲死。倘不以煊为不可近，乞速命驾。公慷慨尚义，相知有年，即不念私交，宁不念国事？又当此急而相求之际。煊纵极庸下，不可共功名，宁不可共忧患耶？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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