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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实功与道德衰颓在洋务中的深相胶结，反照出效西法的过程里做事和做人的脱节。辜鸿铭曾说“清流党之不满意李文忠者”，在其只知有政，“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用人行政，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96 “教”的着眼点是人，“不知有所谓教者”正是说洋务不重做人。由于不重做人，聚合于洋务里的各色人等遂积久之后自成一种品类。姚永概致书吴汝纶，说是“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梁启超叙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举洋务中人而总称之曰“一世鄙夫”。在他们之前，张佩纶形容李鸿章驭人，用的是“使贪使诈”。97 这些人守旧开新各不相同，而以洋务分人品之等类则所见佥同。其间的一致性正反映了当日人眼中的普遍性。因此，清流与清议做义利之辨，一定会延伸到洋务中的人物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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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因变局而生，所以洋务以尚才为先。薛福成说：“时方无事，则以黼黻隆平为贵”，而“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联络中外之译才”。98 以“致用”为前提做推论，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其间分出来的先后也已内含了一种预立的轻重等序。薛福成阐说的是所贵者才也。而其心仪之和理想化了的“英才”、“通才”、“译才”，李鸿章统名之“解事人”和“办事人”。当日马建忠曾为李鸿章不满，所受的斥责便是“办事一味空阔”；而盛宣怀得李鸿章器使，被赏识处即在“大才素精会计”。99 显见得更进一步，是人因事贵。然则在效西法的等序中，又以事为最大。所以，在三十年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里，多见的是可以历数而枚举之的实事实功，而与此同时为一世所共见的，则是“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材能，不论人品”一经由实事实功派生，便能自为光焰，别成三千世界里的一种吸引力，使少气节和少人品者乐于归趋。而纷纷然的少气节和少人品，又正见其以事为最大，召来的人物遂多半不能入流。光绪中叶，王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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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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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早倡议办洋务的士人之一。而二十多年之后评说“洋务人员”，则诧异和睥睨交集于“噫嘻”一哂，显然是不愿与之认同类而叙亲缘。二千年岁月积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典则都重人，并因重人而尊君子人格。因此，与效西法移来的洋枪洋炮、轮船机器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典则更不能接受的是效西法的过程因重事而尚才，因尚才而轻德，在节节滋蔓里生造出一个没有君子人格的世界。中法战争之后，黄体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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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之道，器械形势，千变万殊，而将才必俟忠勇廉朴，不爱钱、不惜命之人，则千古不易。法虏犯顺，我军凿船自沉者不一而足，其间卓著战功而为外夷所畏服者，惟冯子材、孙开华、刘永福三人，此三人者，素未尝讲习洋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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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重这些人以“忠勇廉朴”致事功，为的是对比李鸿章所“最赏识信任者”之没有“忠勇廉朴”。把两者分开来的东西便是品类。而身在两者的此长彼消之间，黄体芳始终不肯相信事之大小可以盖没人之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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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李鸿章亦岂真丑正好邪，有心误国哉？彼直以为如李凤苞诸人者，真今日能识时务、能办大事之人才，而不知其贪诈卑污毫无天性，凡忠勇廉朴，不爱钱、不惜命之人所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者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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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延伸到洋务中的人物品类，薛福成笔下的“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与“侵渔”、“中饱”、“浮冒”、“贪污”、“侵蚀”、“罔利”、“肥私”便成为一种启人深思的反比。这种反比说明：洋务为办事而求才，“事”和“才”都不肯受清议的管束。但由于不立人品，应召而来者却往往重一己之私更甚于重国家之事。因此办事的过程常常要显出人心越过规范之后的“卑污”。在黄体芳的这一段议论之前和之后，张佩纶痛骂许钤身、盛昱訾议唐廷枢、王先谦弹劾盛宣怀，以及翁同龢因召对而切言“李凤苞、徐承祖皆不（可）持”，102 等等，都是一种品类里的人对另一种品类里的人表达出来的异视和鄙视。三十多年之间，洋务由异端而成为朝廷的要政，又由朝廷的要政而成为仕路里的捷径。其间利禄牵动人身，入洋务者既多，依附于洋务者更多。而后，因不立人品而“毫无天性”便随之铺展，在这个过程里，由个人之质地染为一世之风气。中日战争之后，张佩纶对喜欢讲变法的李鸿章说：“各省未变法，北洋水陆各军何尝不参用西法？”而“临危无助”，相率溃散，毛病都出在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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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变法尤在变人。若仍用时相私人以为才，仍取泰西唾余以为法，徒使千圣百王所留之礼义廉耻扫地无余，卒之人心不古，徒法不行，国仍不保。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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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他已退出官场而以“废锢”之身成为李家的女婿，但清流本色始终与洋务不同。因此中日一战之后，以事与人相权重，其深恶“小人之有才者”，持论仍与十多年前黄体芳之说一样；而以“礼义廉耻扫地无余”比当日之“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他所面对的已是骎骎乎将起的一世颓波，其愤郁又尤过之。在这种地方，儒学的刚性总是同士大夫远望来日的深重忧患连在一起的。19 世纪后期，借助于洋务牵动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才获得了发生和发展的起点。然而义利之辨与之相颉颃，不能容忍的是古所未有的实事实功与古所未有的贪欲公行一路共生而相互夹杂。而后在儒学的德性意识和君子人格投射下，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历史便非常明白地显出了其本相中的污秽一面。污秽因道德批判而见，但时处变局无尽之中，事因时而起便是事与势相系，“解事人”和“办事人”虽大半被一时清议目为猥鄙，而作为一个群类，却不会轻易地被道德批判逼得退场。时人说盛宣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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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以覆师罢北洋。言官争弹（盛）宣怀，谓如严嵩之赵文华。朝旨令王文韶、张之洞按之。文韶已入其贿而之洞不能赇，乃乞瞿廷韶解之曰：“苟宽宣怀，愿出资弥汉冶铁厂、纺纱织布局各亏耗。”之洞喜，遂覆称其才大心细，堪备缓急，竟以一开缺道员擢四品京堂，令筹芦汉铁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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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曾做清流而且一生与科目中人相亲近，他不是不知道“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105 因此，就其本性而言，张之洞不会喜欢盛宣怀，但一涉办洋务以效西法，则又不得不借重本属另一个品类的盛宣怀。这个例子以一种富有代表性的方式说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因时势逼拶而倾斜失衡，又在倾斜失衡里漠漠然碾过清议的道德忧愤。实事实功一次一次地碾过义理和道德，两千年的清议和光绪朝的清流便不能不再而衰，三而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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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名士鼓荡与清末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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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流由式微而衰竭之日，士大夫里的名士正蓬蓬然起于人心和世路的动荡之中。《蜷庐随笔》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之朝议，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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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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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作《蜷庐随笔》的王伯恭也是翁同龢的门生。而同样的记叙还见于《国闻备乘》、《德宗遗事》、《中日兵事本末》、《世载堂杂忆》、《苌楚斋随笔》等等，各人说事笔法不同，指述翁张之间的关系皆同。张謇四十二岁中状元授修撰，官不过从五品，而之前则“倾动公卿已久”。107 自当时人看去，是虽状元，实名士也。108 因此，他在甲午年间以一己之识断影响翁同龢而左右庙堂和战之策，成为“名位不高，所关最重”的人，109 靠的不是新状元的一时荣耀，而是大名士的积久声望。是以由张謇“言于常熟”到“常熟韪之”，再由“常熟韪之，力主战”到李鸿章“奉旨切责”，其间的一环推演一环，正描画了一个名士干预国政的过程。后一年，京师与上海先后立“强学会”以“开风气，挽世变”，远近耸动。谭嗣同致信欧阳中鹄说：“康长素倡为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110 比之当日规模，“千计”恐怕铺叙太过，但名士因强学会而能成群则是事实。名士成群，其志愿显然也是在干预国政。所以身在此中的文廷式被弹劾，罪名便是“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111 而后的戊戌年里，曾经七次作上皇帝书的康有为受光绪召见，遂于久做名士之后成了能用文字影响皇帝的人。与此相连的是百日新政暴起暴落。胡思敬事后记录这段历史，便以“康有为构乱始末”为题目。112 视维新为“构乱”，其中固有新旧之争的恩怨，但以一人之名总冠百日史事，显然是凸出新政中的名士不仅能干预国政，而且能掀天揭地。在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中，张謇和康有为都别成典型。而他们先后接踵起于甲午战争前后，正预示了行将到来的时代里，名士会重于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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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名士久为士人之一类。被归入这一类的人物大半能以才学秀出一时，又大半与官僚结构中的权力和腾达离得很远。前一面容易产生自负，后一面容易产生侘傺。因此他们既是一群处在士人社会下游的人，也是一群志度和气度常在不相对称之中的人，其间往往各成形相。《眉庐丛话》曾说到乾隆朝的名士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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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容甫先生经术湛深，文采炤烂，而恃才傲物，多所狎侮。灵严毕公抚陕时，知先生名而未之见也，先生忽以尺书报之，书仅四句云：“天下有中，公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无穷乏之理。”毕公阅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驰送其家。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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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以汪中的自大与出格和毕沅的宽为优容相对比，说明旧日名士多依傍达官公卿，而天下尚文治，则达官公卿亦多以圈拢名士而噢咻之为常态。至嘉道间，“所谓名士派最足者，以龚定庵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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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庵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尝访宪曾之子元禄于京师七井胡同。时九月也，秋气肃然，侍者觳觫立，而定庵着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又谈次兴酣，每喜自击其腕。尝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藉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饮，抗声高歌，花片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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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中比，龚自珍的名士相是深疾时俗“媕媚取容”，而“不觉矫枉过正也”，114 所以其“不羁”之中倔强应当多于自大。后来的岁月里，自大和倔强都不多见。咸丰年间王韬居上海，以名士论名士，目中所见竟一无可取：“至沪名士，岂真有真实本领？不过提绫文刺三百，为名利之奴耳。求其能砥节砺行，气谊相孚，清操拔俗，一介不取者，岂可得乎？”但以此为尺度，王韬自己也是一个经不起衡量的人。咸丰八年岁末，他致书道台吴健彰打秋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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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节逢送腊，时值迎年，贾岛祭诗亦须枣脯，杜陵守岁尚办酒浆。酌邻款客，非空厨之可延；折券偿逋，必障簏之始举。凡此皆有待卢侔，而实深欣瞩。仰惟大人盼接之殷，凡士皆感，煦妪之被，与春俱融。减太仓一稊之米，已饱侏儒，注大海半勺之泉，即苏涸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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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虽然既雅且丽，而无掩其乞讨之辞卑气弱和理所当然。然而起家买办的吴健彰不比毕沅，“书去，仍复杳然”。王韬怅恚交集，在日记中发抒说“贬节以谋利，吾诚过矣。沪城赭寇之乱，酿之者实吴君也”。又说“将来邑志中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115 以此为泄愤之词，显然比乞讨更多地表现了穷境中的短气。可见时逢衰世，则名士也等而下之。王闿运后来说：“凡当名士的，必带几分秋气”，116 比诸名士各色形相可谓洞达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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