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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1 梁为（《时务报》）主撰述，作《变法通议》数十万言，其文出入魏晋，工丽大类范蔚宗，亦效龚自珍为幼眇自喜之词，旁出陈同甫、叶水心、马贵与诸人之风，指陈世要，一归平实，间杂激宕之词，老师宿儒，新学小生，交口称之。岳麓院长王祭酒先谦，令诸生购阅此报，称为忧时君子发愤而作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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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3 梁启超十七岁中举，此后六年之内四应会试，皆连战连败而不能成进士。因此，当他入《时务报》做主笔的时候，以科目论功名，不过是一个屡次落第的举子。然而自《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先后出，《时务报》为万人瞩目，梁启超也为万人瞩目，笔风所到，一时名流几乎望风惊羡。陈三立说：“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又说：“公度书言梁卓（如）兄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127 叶瀚说：“梁卓如先生，大才抒张，论著日富，出门人问余之言，救天下童蒙之稚，敢（甘）拜下风，愿处北面。”128 夏循垍说：“卓如文字惊心动魄，足以开守旧之蔽，至佩至佩。”129 尤其显目的例子，还有张元济说的：“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文且慕之，且赞之。其摄力何若是之大耶！”130 与这种望风惊羡相对应的，是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在极短的时间内腾越而起，成为士人世界里的显达。当时张之洞开府武昌，而致书梁启超，则以“卓老”为敬称。131 至戊戌年维新变法呼风唤雨，天下人无分开新守旧已皆以“康梁”并称为当然，而此日上距《时务报》创始不过一年有余。随后是一个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的时代。梁启超笔底才力固自横绝一时，但使他由一个寻常举人蜕变而出，据有百丈光焰而身负天下重望的，却是《时务报》所提供的那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务报》造就了梁启超。与科举造就士人相比，这是一种新的范式。因此，在《时务报》之后连类而起的，还有南方的《知新报》，北方的《国闻报》，以及《湘学报》、《农学报》、《富强报》、《经世报》、《实学报》、《蜀学报》、《无锡白话报》、《东亚报》、《昌言报》等等六十多种报纸，132 大半都以立说为宗旨。与之相牵连而且成因果的，是成群士人都在纷纷舔笔磨墨热衷于作“撰述”。其间韩文举、徐勤、何树龄、康广仁、欧榘甲、陈炽、林旭、严复、王修植、夏曾佑、唐才常、罗振玉、谭嗣同、陈虬、章太炎、宋恕、陈季同、陈衍、宋育仁、廖平、裘廷梁等等，多是当时的名士和后来的名士。这种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的过程既已另开一种范式，则一定不会自为消歇。因此，当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翻过去之后，晚清最后十年里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是更多的报纸与更多的名士。和《时务报》蝉联一线，而越益作其汪洋恣肆的先后有《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民丛报》笔战不休而声势相迫的有《民报》；其间以文字起风波而致健笔入牢狱的还有《苏报》。若用数量写照规模，则光绪三十二年中国的报纸已有 239 种之多，其中的 66 种都在上海。133 以 20 世纪初比 19 世纪末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同一个时间里，科举制度正经历着末期的光色晦冥到终被废止。所以，士人之后起新进而“求用世之学”者，大半都在向报纸寻路径。在那一代人里，杨度是梁启超之外另一个被称作“旷世逸才”的人。戊戌年间他置身湖南一隅远望京师，曾心波屡动而强为自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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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5 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闾井，玩禽卉以怡情，游钓渚以终老也。顾以片言寸论，取上卿之位，握军机之权，书列于报章，声延于欧美，苟非其时，非所敢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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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7 他没有与报纸结缘，所以报纸也没有给他声光。至 20 世纪初年杨度“游学日本”，而后主办《中国新报》以扬其焰，则生涯因此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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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79 在《中国新报》著《金铁论》……发挥经济及军事之主张，凡数十万言，流传国内，国人乃知度之名。继复以所著《立宪与旗人》印单行本，遍送京内外大僚，其名遂益著。时世凯为军机大臣，方留意新党人物，加以延揽，度因之以候选郎中获赏四品京堂，派宪政编查馆行走。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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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1 在这个例子里，报纸是可以把人送到官场高处的。当杨度已在宪政编查馆里行走的时候，更多的读书人还在论辩立宪与革命，于是撰述弥望，报纸也弥望。卷入其中的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胡汉民、刘师培、于右任、柳亚子、黄侃、戴季陶、朱执信、宋教仁、张继、蒋智由、马叙伦、戢元丞、陈独秀、马君武、田桐、杨笃生、狄楚青、冯自由、薛大可、张东荪、谷钟秀、杨廷栋、林獬、邓实、黄节、孟森等等，大半都能挟一面的道理做风做雨，以言论滔滔动国人之耳目而在当日的名流里后来居上。其间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和新学堂出来的学生、游过学的留学生都在报章文字的熔铸下共有一种文风，共用一套词汇，日趋而日近。他们之间虽然常常以激辩为能事，而其共有的抱负则都在干预国政，以重造中国为己任。因此这一群人昨日为敌，今日相友，明日又成仇矣，而自社会类别分归属，则同是从名士那一脉里演化出来的。在后来的历史中，革命与立宪都因事过境迁而变作旧迹，然而这一脉却能够在另一个时代里继续染苍染黄和推陈出新，其中的许多人便成了党人、政客、官僚、贤达、学人中的大佬。与杨度进宪政编查馆相比，这同样是一种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而名士与清流之间曾经有过的源流相属，则一点也看不到了。由此显现的蝉蜕之迹，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人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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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3 当士议的重心由庙堂之内转到庙堂之外的时候，同时又是士议的重心由中国人的理路转到外国人的理路。清流的时代变为名士的时代，其间显然的区分是中国的自我形象在士人心中的破碎。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36 以甲午战败为情景，“唤醒”一词所表达的是对现实中国的极度失望，以及极度失望之后的深深不满。失望和不满都是破碎。因为破碎，所以 19 世纪的士人以尊王攘夷为激越，20 世纪的士人以全变速变为激越。比之洋务借西法，立宪和革命都更进一层，当时人谓之“每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而“欲规摹仿效，谓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殖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137 但“每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被度量和被比较的总是中国人的朝廷。因此，士议的重心移出庙堂之后，又会在度量和比较中与庙堂日去日远，日远日歧。而后，一面是朝廷眼中的“躁妄之文士”不肯安分，“粗习译书，妄腾异说”，遂至“佉庐旁行之字，几遍天下，一若不通外教，不效西人，举不得为士”；138 一面是中国自我形象破碎之下，“规摹仿效”都在催发急迫，使一部分士人调教朝廷，一部分士人批判朝廷，一部分士人打倒朝廷。于是而有起伏不息的鼓荡。以当日士大夫的总体而论，这些人本来属于少数，然而他们从一开始便营造报纸并据有报纸。依靠这种从来没有过的传播方式，出自少数的声音可以节节放大，在响声和回声里幻化为大海潮音而左右一时之人心，因此，据有报纸的少数能够驾乎多数之上，在那个时候的士人世界里成为居于强势的一方。在这个过程里，朝旨曾令地方封报馆，捉主笔，以回应士议之鼓荡不息。然而鼓荡不息的士议一路远播，其间的理路、论说、词汇、事例同时又正在经奏议而传入庙堂。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官员“条陈开馆编定法规”，折中所用的“民智”、“人格”、“法典”、“法规”、“组合”、“法政”、“科学”、“义务”、“程度”、“主义”、“权利”、“宪法”等等显然都是从各色报纸里学来的。139 而前一年的上谕已在“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140 。这是进化论入圣旨，其源头也应当来自报纸。此外一见再见于庙堂文字之中的还有“文明”、“野蛮”、“尚武”、“军国民主义”，以及“德智体”等等。诏书和奏折都在学报纸，折射出来的是庙堂和政府在士议鼓荡面前的自信已经不足。因此，当时名士以攻讦政府为自立标帜，而达官公卿则往往乐于结纳新派名流而延揽之。张之洞督鄂之日，“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141 其收用之中兼有老辈爱才的意思。而同时的肃亲王善耆则善用折节下士以成就其“颇有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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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5 其时留学生回国者日多，凡知名之士，善耆多方延纳，罗致门下。旗籍中如良弼、恒钧等皆以留学生而为肃府上客，颇见信任。有程家柽者，以同盟会健将而奔走善耆之门。善耆官民政部尚书，其渐与民党通声气以及民党之得在北京活动，程之力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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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7 可以同肃亲王的“延纳”相比较而读的，有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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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89 肃（王）乃名士派，亦与端方等，未必能任重大事，但彼已交亲，借彼怒怨，以合王公，终胜它人耳（闻泽公颇厚重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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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1 铁良（何不设法用之）则吾见汪大燮（前英使）、孙宝琦（今德使）皆极称之，以为满人第一，且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诚可深结。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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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3 这些都是另有盘算，因此亲贵与名士相往还，显然是亲贵多曲就而名士多机心。然则受摆布的总是曲就的一方。由此积久，便使名士不能不重于公卿。当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而手中的一点新知不够用来达意，遂别出秘计，“以书札”通问殷殷求教于新党中的名人。而后是正在海外做逃客的梁启超“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在晚清的最后几年里，梁启超虽然名在诏旨不赦之列，却常常要从事这一类深度参预朝政的工作，弄得非常辛苦。徐佛苏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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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5 当时清大吏不解宪政为何物，其馆（宪政编查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尤可笑者，例如当年之法部与大理院两署，常争论权限，又皆无精当之主张，而两署皆分途秘求梁先生代为确定主张及解释权限，甚至双方辩释之奏议公函，均出于先生一人之手，而双方各自诩主张之精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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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7 这种一人操纵两署的场面在事后追叙中成为“尤可笑者”，而当日却是士议鼓荡下权力和权威的脱节，其间正有着无穷的困殆。朝廷仍然拥有权力，但权威则已移到了另一群人手里。没有权威的权力是残缺不全的东西，因此在清末的十年新政里，官界中人由合群的自信不足到合群的自信崩溃，便成了一种清晰可见走势。与梁启超在海外作文章相比，时论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一类，统称“郑、张、汤三君在今日号能做事者”，或者“张汤郑当时”。这是那个时候的另一路名士。145 他们不作报章文字，然而“宣统末造，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设预备立宪公会，与启超互通声气”，146 他们又始终在士议鼓荡中穿走呼应，并各以长才而为人望所归。官界之敬视之与畏视之，犹在报馆名士之上。岑春煊主邮传部，曾保举郑孝胥做“丞参”而未能得其乐允，遂发急电相劝，其辞则有如哀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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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9 前得电，允践约，感喜交并。今忽悔约，何也？煊固褊急，然当谨佩良言，期先得众情之信，不敢孟浪。今请与公约，日后如违此言，即无以对公。惟旧病复作，重任又不能辞，焦急欲死。倘不以煊为不可近，乞速命驾。公慷慨尚义，相知有年，即不念私交，宁不念国事？又当此急而相求之际。煊纵极庸下，不可共功名，宁不可共忧患耶？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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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1 岑春煊在晚清大吏中以强悍为官界畏惧，也以强悍显个人特色，这一篇文字风格之弱是仅见的。因此，这种强悍人作求乞状引名士入官场，对应于名士以不入官场为自高自大，正显然地说明，此日中国已是官场失重而名士畸重。在一个名士政治化的时代里，名士不入官场并不是名士远离官场。甲午前后名士干预国政是诧异事，这个时候名士干预国政是分内事。曾为湖广总督佐幕的赵凤昌当日身在“郑、张、汤”一群里，常常要出入东南政潮。他后来追记往事，颇能写照畸重的名士臂力之足以远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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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3 日俄战争彼此力竭之时，日挽美国出而言停战议和，日俄各派专使就美之朴资茅斯订约。予意战地在我旅大东三省，和约倘涉及我疆域，我应干预。商之张菊生、小圃诸君，极以为是，即说之端陶斋、盛杏生，由盛并商吕镜宇诸公电枢省，告以美国转达日俄，许中国预闻和议。其时贝子溥伦赴美赛会过沪，拟请派就便至朴。伦亦以此举重要，愿膺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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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5 这一节历史故事发端于名士的爱国主义，于理极顺。然而以体制论等序，则端方是总督，吕海寰是尚书，溥伦是亲贵，并是后来的资政院议长，他们都属官场世界里的高高在上者。因此，这件事的首尾始末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不在于爱国主义，而在于二三名士坐而论道，从容调度国事和外事，使总督、尚书、亲贵心悦诚服地一路跟着走。在这些情节里，官场与民间的那一条界限已是不甚分明的东西了。本来分明的界限变得不甚分明，显然是官界在后退中让出来的。这种退让，正是承认了名士伸手进入政事为理所应有和势所当然。赵凤昌的记叙里还有一段，说是“五大臣临行，合电张季直与予两人，大意某等学识庸，奉派出洋考查宪政，过沪时学商两界万勿有所举动，俟归国后考查有得，再与诸君快聚”。148 士议鼓荡各据学理，而后学理不仅有说服力，而且有劫持力。因此“学识庸”虽是谦辞，也是窒于学理的自惭形秽和委顿局促。在权力与权威脱节，因之官界中人由自信不足走向自信崩溃的过程里，这一类气短和气虚是常见的事。汪康年曾作笔记收录晚清官场社会相，其中一则说的便是官吏为士议所劫而懵懂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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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7 前十年皖人因拒俄会演说，而中间忽羼入革命话头，谓应先杀一城之官吏。此本极可怪，官将捕治，或为解始已，而令为首数人见安庆府太守谢。太守乃谓曰：“以文明程度论，将来自应有此一级，惟今尚非其时，君辈宜少安无躁。”此语在彼以为极时务极文明之话，而不知不值识者一笑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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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9 “安庆府太守”正在接受和相信的东西原是他根本弄不懂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努力学习。然而由此所得，不过是身在裹挟之中的不明不白和自言自语。由士议鼓荡造成风会所趋，风过草偃之处，留给那一代官界中人的是旧道理不敢用，新道理不能通。然则官界便成了当日中国最没有道理的地方。没有道理则四顾茫然，而后是那一代官界中人在历史记述中显得处处可笑。辛亥年南京尚未易帜，江督张人骏已“号于人”，申说“我作总督，糊涂而来，本无主见，今更一筹莫展，听诸君为之，但求送我至下关耳”。150 “糊涂而来”和“一筹莫展”，正表达了新道理和旧道理之间的四顾茫然。由此深思，则其可笑之中未尝没有一点个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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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1 从甲午前后到辛亥前后，脱胎于清流的名士群起于时世艰难之中，锲而不舍地在中国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界”。于是思想、学理、意见、愿望都能借助于文字而化作横议。这些东西大半以“东西洋”为来路，因此累积了半个世纪的东西洋的压力便非常容易地转化为言论界独有的压迫性。随后，晚清末期的历史遂变成“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的过程。151 这是一个用思想和言论改造了中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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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3 清流喜作侃侃高论。与之相比，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则以炎炎大言为其间之多产。大言动听，也多汗漫不知边际。而一旦信口开河，便成英雄欺人。当日梁启超以《时务报》得大名，但其下笔叙西国情事，却有时乎功夫全在过度渲染和放手虚构。留心掌故的刘体智曾举《变法通议》中的“凭空杜撰者”，特为择录而例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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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5 论学会云：“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两学、教务等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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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7 论译书云：“诸国都会之地，庋藏汉文之书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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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9 其描述绘声绘色，各有种种细节的具体性以助成感觉上的可靠性。而比对事实，则前一段出自于夸张，后一段出自于臆想，都不是那个时候西方世界里的真相。其中的“数百万人者”和汉书西译的名目类举尤能见想象力之无拘无束。但读《时务报》的中国人是从梁启超的文字里初识西方世界的，以此为前提，他们心中的西方世界便只能是梁启超笔下的那个世界。所以刘体智言之感慨曰：“三十年前，昧于外务，群众心目之中，颇为倾服而与之俱靡”，遂成其以“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趋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风气转移于无形”。152 《变法通议》为中国人倡改革，本以西方为样式。然而引“凭空杜撰”相究诘，则显见得这个样式的真实性从一开始就不大靠得住。当梁启超以“匹夫之力”转移天下风气之际，其实已经在做国人的导师；然而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其间的不相对称是他以二十五岁弱龄出场，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学问的深度广度都还没有准备好做国人的导师。因此他言之滔滔的东西并不全是其已知和真知的东西。然则“俱靡”和“杜撰”的交相对映与彼此联结，便不能不成为以言论造时势的一种特色。《时务报》之后数年《清议报》继起，梁启超由斯时返视当日，已在深自愧疚，以为“今日检视其旧论，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153 其自我批判显然要比刘体智的事后之论更多一点否定的烈度。有深自愧疚而后能广纳新知，比之渲染和臆想，已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而身在日新月异之中，其导师生涯又不得不以边学边教为当然。他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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