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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79 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钻。芟薙所余，仅存遗孽，以公理论，固宜以人类视之；而以政策论，则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若国籍法之于外人归化者可也。如此则彼有能力，自当同化于我，否则与美洲之红夷同归于尽而已。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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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81 这些话都说得非常愤毒。在反满一群里，十九岁中秀才的汪精卫虽属晚出而后来居上，是个用言论争锋而且以文字影响一时的人。但以当日满人在整体上衰弱化和贫苦化作对比，则其“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钻”的烈度和以“狼性难驯，野心叵测”网罗天下满人的广度都与社会真实相去太远。在这种脱节里，可以看到的遂只有思想的跳踉。与汪精卫同属反满一群的蔡元培没有绕开满人普遍的“贫弱困苦”，所以能够修辞立其诚而说得更近事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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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83 自欧化输入，群知人为动物进化之一境，而初无贵种贱种之别，不过进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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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85 由“政治思想之发达”而引出“政略上之反动”，虽指述不甚明晰，但反满意识之从思想到思想的本相则是一看就能明白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过程发生在彼时中国实在的满汉关系之外，然而这个过程又在把满人从整体上圈入“索虏”、“建虏”、“夷虏”、“东胡”、“贱胡”、“满奴”、“贱族”、“异种”、“逆胡膻虏”、“犬羊贱种”、“通古斯人”里，并以“驱除鞑虏”为总括而一概归于“汉之不能容满，亦犹夫满之不能资汉”。75 族类之辨只重归纳不重分析，因此族类之辨一起，人都会被族淹没。用这些从历史中引来的观念说时事，得到的不会是观念与时事的对应，而是观念对时事的笼罩。因此，观念虽能一传再传，却始终是一种空洞的东西。但在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里，这种缺乏对应性因之而缺乏真实性的观念曾越播越远，非常真实地成了当日社会思想中居有强势的一方。柳亚子说“勿言政革，唯言光复”；张继说“国亡可以再兴，种灭不能再长。一空间不能容两物，满汉不能两立”；朱执信说“夫使我汉族而统治于一王之下，苦其暴政而欲革之，则暴政去而吾事毕矣。今之革命，复仇其首，而暴政其次也。盖满洲之以虐政苦我者，犹其余事，而吾祖先所衔恨以没，不得一伸者，将于此一泄焉”。76 从士大夫中分裂出来的读书人和学堂里培养出来的读书人都在向这个题目拢集，又因这个题目而能够旧沤连新沤，合为同一种激烈。于是，“自唱民族、讲公理、羞亡国、求独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盈，风声之所趋驰，遂如急湍迅流，侵人脑际”。77 历史学家吕思勉论述戊戌后三十年中国思想的变迁，曾深刻地说过：“社会当变动时，本非有所慕于彼，而思以竭力赴之之问题；乃皆有所恶于此，而急欲排去之之问题耳”。78 他相信社会剧变之际最能号召人心的，是众恶之所归。四十年之间，中国士大夫以忧患促成了洋务；以亢急催出了变法。自戊戌以后，则忧患与亢急都在内卷的社会矛盾里变成了那一代知识人的“皆有所恶于此”。由思想所激发，并以思想为支撑的反满意识虽然并不出自真实的满汉关系，却在历史记忆的反照之下容纳了众恶所归，为内卷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愤怒的“急欲排去之之问题”。章太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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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87 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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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89 胡汉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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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1 所谓恶劣之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据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且不指一二端之蔽政而云然。故虽有伪改革而恶劣如故，即亟亟然袭用欧美之宪章成法，而恶劣亦如故。章太炎比之醋母之无投不酸，得其例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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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3 这些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一种见不到推理的执信。在八旗制度下，仕路之外的知识人与围在满城里的旗人本自不相熟识，而以这种执信为满人立“种性”，则不相熟识的东西可以虚拟地变作深知的东西，而后满汉矛盾便失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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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5 清末知识人的种族意识取自于历史和文化。但在 20 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这种茁生的种族意识又常常要越出历史和文化，急遽地与西学里的主义相呼应。当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上编发排满议论的时候，曾对康有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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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7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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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9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是逋逃海外之后从西学里读来的新知。对于好做概括的梁启超来说，这正是一种可以概括欧西历史的东西：“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击于人人之脑中，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是以“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这些文字里显然有着叙述的激动。型塑了欧西历史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使中国人激动，正在于民族主义已在急急东来，“至千九百年顷，其风潮直驰卷腾溢于欧洲以外之地”。土生土长的反满意识因之而可以与这种“顺之者兴，逆之者亡”的东西相对接，使自己归入“凡国而未经对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国”82 的那个世界潮流里，在民族主义的恢张中获得本来所没有的意义。虽说“自癸卯、甲辰之后《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83 但由梁启超打穿后壁说出来的那套道理却是当日反满的知识人所共有的，所以满汉之争的背后总是站着西学里的主义。因《苏报》案关入西牢的章太炎狱事了结之后匆匆走日本，曾在东京的同道里演说“平生的历史”，自谓读“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而愤于“异种乱华”；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而“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84 他把反满意识与东西“学理”的对接前移到“甲午以后”，同 19 世纪后期的思想历史相比较实在是太早了一点。但中国人的“民族思想”须借“东西各国的书籍”作提炼始能成正果，则意思同梁启超说的正是一样。20 世纪初年的中国，章太炎是少数能够以独得的思想在欧化面前自立骨架的人。85 然而倡反满于西潮浸灌之日，其心底的中气仍有不足，而不得不向西潮讨取“学理”。他崇敬郑所南、王船山，是因为“两先生”毕生守种族之辨。但在二百数十年历史变迁之后，郑所南、王船山一辈人所看到的那些出毳毡之俗而以铁骑踏平了南北的满人，已全然“失其野蛮时代之狠悍尚武性”86 而只剩下一派猥琐荏弱。因此，“两先生的书”虽然能唤起“民族思想”，却并不能切中这个时候真实的满汉关系。从章太炎所说的“没有什么学理”里，可以看到的是被意识放大了的种族矛盾正面对着一个自己包纳不了的实在社会；由于包纳不了，没有实证作支撑的意识更需要理论作支撑，以说服人心和慑动人心。出自于东西各国的“学理”正是这样被“收拾”进来的。以重“学理”的章太炎为反衬，彼时更多的志士言论引“欧族列强”的“民族主义”比类中国人的反满意识，则纯乎举西人之已有，为中国所应有，“今民族主义，既发达弥盛，而吾四百兆同胞犹无民族的国家，受治于异种人之下，耻莫甚焉”。87 他们想要借用的不仅是西洋和东洋的学理，而且是西洋和东洋的权威。其深处的因果皆在于“欧风美潮卷地东下，万马齐驱，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吾之所重者，又在彼而不在此，时尚所趋，久且视为固然”。88 19 世纪是枪炮的强势在“欧风美潮”一边，至 20 世纪则学理与主义的强势也到了“欧风美潮”那一边。强势之所在，便是权威之所在。于是以下伐上的意态和摆布天下的意态在“欧风美潮”面前遂一时俱失，“吾学界不能无取诸日本泰西亦势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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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1 以历史和文化为渊源的种族之辨合流于“逐太平洋之浪潮”而来的民族主义，排满意识的发煌遂非常显目地成为古人思想的发煌和东西洋思想的发煌。在新旧交争的中国，很少有这样能够把古今中西捏到一起的东西。由于以历史和文化为渊源，满汉之争最容易牵动夷夏之辨。刚刚从士大夫群里分裂出来的读书人和半路里走到学堂里去的读书人熟悉的也是夷夏之辨。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戎狄豺狼不可亲也”那一类古义便常常要被引到清末最后十年的思想主流中来，为世人从头说起，使满汉之间已经共处了二百六十年的历史化为乌有。汪精卫在《民报》第 1 期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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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3 夫以满族与我民族相比较，以云土地，彼所据者在长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则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拥者蕞耳之毳裘，而我则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则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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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5 怀姜在《复报》第 5 期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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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7 彼珠申贱族，人口不过五百万有奇耳，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当其未入关以前，榛榛狉狉，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与深山之猺獞奚择，彼种之沉灭，曾何足重轻。而吾汉族则固煌煌然四百兆华胄也，户口百倍，文化万倍，历史之价值，民族之荣光，更高不知其几千万级，而顾生死于少数野蛮人。呜呼，系千钧于一发，吾不知吾同胞是何居心？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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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9 《民报》出自东京，《复报》出自上海，而这两路文字却在同一年同一月里申述了同一个意思，显然地表达了排满一方的人同此心。在他们之前和在他们之后，还有更多的论说推演夷夏之界，以“犬羊殊族，非我亲昵”92 ，把满人置于化外。19 世纪中叶满人琦善以“蛮夷之国，犬羊之性”比西人，93 六十年之后，则是满人在笔锋的追溯下被扫到了“蛮夷”和“犬羊”一堆里。夷夏之辨由文化累积而成，不是一种需要论证和可以论证的东西。因此当初指西人为“犬羊”和此日指满人为“犬羊”本意都不在说理。其有力的地方正是无须论证和无法论证。朱执信所以亟言“民族之思想”根系于“感情”，道理本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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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1 抑知其以感情言而举国风动者，其故何者乎？实以其感情为举国之所同，而以一二人者，乃代表之以发言者也。夫感情为一国之所同者，其发为行为必不可抗，此固于学理亦不能谓非者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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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3 这种“为一国之所同”的感情只能从“一国之所同”的文化累积中被引出来。所以文化越多，感情也越多，置满人于化外而立其说于报章，言之激昂和听之动情的，其实都是读书人。由于以夷夏辨满汉，20 世纪初年的中国人便越过了漫长的时间和空间，一下子面对着二百六十多年之前中国人的那个世界：“夫以黄种遗胄，秉性淑灵，齐州天府，世食旧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荡复”，已经远去的旧事因之而被推到了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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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5 自流寇肆虐，遗黎凋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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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7 其中显示出来的都是伤痛和血痕。旧事推到眼前，目的则在于时人和时事。所以章太炎作《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从“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说起，而以提撕天下人心为归结：“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96 旧事重提便成为知识人的一种社会动员。然而相隔二百六十多年之后人间已经几度沧桑，用旧事里的意义来映照和解说时事，处处都会显出隔膜，由此催生的激动遂常常不能切入当世的轨路之中。《苏报》案之后，章士钊曾借“王船山史说”发议以申“种性之辨”。以为“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而“道统”居其一，尤痛恶于夷狄“窃圣人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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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9 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盗贼，岂不自知为夷狄盗贼，不过吾虽夷狄盗贼之肺肠，而已作圣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圣庙，礼部具一奏曰开鸿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庆者，已填骈于日下，则文化大起，居然圣庙。昨日之夷狄盗贼，则永远之太祖、太宗，是何乐而不为！夫天下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是夷狄盗贼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则败类之儒假之也。呜呼！此败类之儒，罪岂胜杀！其长一二人非分窃国之想，犹可言也；其蒙蔽万世子孙不识太祖、太宗之即为夷狄盗贼，不可言也。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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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1 道统承载文化，并因此而给君统以正当性。自前一面言之，“道统”之所以成为“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正在于道统是一种从根本上把中华与夷狄分开来的东西；自后一面言之，以道统辨族类，则族类之辨会很容易牵出君臣之辨。章士钊的命意本自前一面，而一旦由道统深入，却不能不沿着其内里的逻辑走到后一面去，笔下滔滔，“修圣庙”和“开鸿（博学鸿词）科”，争的其实都是君统。以当日革命与排满相连结的宗旨作尺度，这些意思显然全在题义之外，然而从历史和文化中取来的种族意识，又天然地与这些意思交织而成义理，使字面上的反满议论变得不容易达意。章太炎主“光复”，尤主“种族革命之志为复仇”，而寻根问底于历史和文化，则“复仇主义之大纲，即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也”；98 柳亚子追慕“自由平等”，而以满汉之辨排诋君主立宪，则行文之际一时章法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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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3 东邻三岛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之故，立宪之易为天下最，此其明效大验者矣。今我中国复安所得同胞同种之王而奉为无责任之元首乎？蹙蹙卧榻，鼾睡已他人；沉沉昆明，妖灰未苏前劫。波兰印度二百年于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欲以变法让权之大典，责诸不同利害、不同感情、不同历史、不同风俗之殊族，是岂非必不可得之数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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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5 他把立宪之是非化作种族之异同；又由种族之异同归为满汉之君权。力为阐发的都不在宪政本相之内。以其惊羡“东邻三岛”的“明效大验”为反衬，则“今我中国复安所得同胞同种之王”虽是陈述，亦多惋叹。在观念与观念的勾连里，这是一种笔力所不能控驭的东西。而本以排诋君主立宪为主义的论说却因之而失其伦次，弄得颠三倒四。与这种笔力所不能控驭的惋叹比，署名“季子”的《革命其可免乎》一文更多地由种族意识带出君臣之议，其间的准则与二百六十年之前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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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7 顾吾君而犹是一家圣明之君欤，则即为之屈死而亦无不可；吾罪而犹是确乎当诛之罪欤，则即投畀豺虎而更何退辞。至若君非固有之君，臣无可摘之罪，投袂兴起，大义宣昭，此固环球各邦所当闻而起敬，而吾皇祖在天之灵，以迨成汤、周武、汉高、明太诸仁圣先帝，鉴是苦衷，尤将阴降高原，畀之玺剑，指挥神兵，助扑此獠，无可疑耳，而何尚迟回哉！鉴夷狄之有君，羞哉诸夏；眷波兰之无国，痛矣为奴。周文公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念之哉，革命其可免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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