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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文化中取来种族意识则不能不发煌古人的思想，而古人的思想里并没有政治（政体）革命那一路义法。因此使排满成为第一义的东西，同时又在使排满的意义不容易与这个时代的其他意义内在地编连在一起。章太炎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倾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而缀学知书之士，才识一名以上，皆汲汲于远谋，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耿于心者。余虽踸踔，亦不能不随俗为言。”101 戊戌年间国家与君权从观念上被分剥开来，并在观念中此长彼消的思想过程曾经为那一代士人脱辐于君权（朝廷）作过前导。然而种族意识大盛之后，在历史和文化里浸润精神的读书人则一面脱辐于满人的君权，一面用文字追溯和重塑“成汤、周武、汉高、明太诸仁圣先帝”。他们执排满为第一义，而推到极处之后便是在满人的君权下怀念汉人的君权。“共和政体国家社会”因此成了疏远而且没有深度的东西。章太炎虽然“随俗为言”，而心底的理想则一直系于一个“文能附众，武能却敌”，以大义“与凶顽争命”而为“人心所归”的“睿圣仁疆之大人”。102 同发端于戊戌前后的那个思想过程相比，这些显然都是与潮流反向的回澜。但回澜能够“激动种性”。当读书人什九不能真知八旗生涯实在面目的时候，旧知什九会成为论说满汉的绳尺，于是夷夏之辨、“仁圣先帝”和明清之后的历史故事一经呼喊，便起回响。旧知在人心之中，因此，呼喊与回响之间，以辨满汉识种性灌入人心的过程常常会取得一种从旧知里绎出满汉之辨的外观，使一批一批读书人都自觉自愿地成了排满革命的志士。辛丑后四年，孙中山在东京与留日学生聚会，以眼前的济济多士比早年之会党人物，兴奋感慨皆出初意所料，叹为“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而用文字鼓吹排满的章太炎则深知这种“一日千里”的声势里自有着回澜倒卷之力，所以他亟信历史文化以“兴起幽情，感怀前德”为功，而“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103 执舆论的“言民族主义者”本居少数，而以舆论发煌古人的思想，“幽情”和“前德”都会自成动力，把排满的民族主义撒向四面八方。“犹食其赐”四字既表述了个人在当日的心境，也描述了群类在当日的心境，在个人与群类之间，正是一个少数人善用历史文化而影响了多数人的历史过程。他的话得自阅历，因此能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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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煌古人的思想，是用中国人的过去来比类中国人的现在；发煌东西洋的思想，则是引外国人的理路来解说中国人的题目。移来的理路总是一种脱落了起源和过程的东西，所以，在前者那里，是民族主义以恢张历史为特征，而在后者那里，则民族主义以省略历史为特征。由于不用作历史功夫，当日先以东西洋学理说满汉关系的文字遂大半出于急火烹煮，往往以气势擅一时之胜场。《江苏》四、五期有《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为“素昧于政治学理，不明种族之关系”的“吾同胞国民”说西人之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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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何以脱西班牙而独立？希腊何以离土耳其而自立？意大利何以起革命谋统一？匈牙利何以与奥宣战立新政府？德意志何以成联邦？爱尔兰何以布自治？门的内哥、塞尔维亚何以起倡独立？脱兰斯哇、菲腊宾何以与英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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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排比堆叠用“二三百年来”的“惊天动地之大风潮”为欧西“民族主义所激荡”造像，旨在向中国人传播民族主义在彼邦的广罩和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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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列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于是乎政治家以民族主义为方针，法律学以民族主义为定义，教育学以民族主义为精神，军人以民族主义为目的。伟哉白人，莫不有一民族主义坚树于脑中，专制魔王所不能灭，烈风暴雨所不能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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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化繁就简的笔法和染声染色的激情转述出来的民族主义铺张过度，并不尽合彼邦事物的真相。但说的人和听的人皆在神旺之中而无暇讲求分寸。旧学崇“天命”，新学尚“潮流”，两者指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不可以智力究诘，并不可以人力抵挡的世路推移。描述彼邦民族主义之广罩和独尊，正是描述其不可究诘和不可抵挡。因此，引欧西“精理”比中国“四百兆冠冕之主人，乃归辖于五百万之客民”，104 则排满革命便当然地由志士事业而接入了世界潮流。比较和接入，都不计中西之间的各有因果和各有制约，其重心全在用西人的普遍性证成中国人的必然性。此谓之“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诸公例，公例者，演绎归纳，以获原理，立之标准，以告往知来者也，为变虽繁，必由其轨者也”。105 古人说“理一分殊”，而以“公例”为轨道，显然是只求“理一”以为止境。用普遍性证成必然性，是用抽象证成具体，用外来证成内在，其要义在于中国人的问题跟着东西洋的学理走。《游学译编》曾“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作成《民族主义之教育》，从德语和英语的词义说起，批评“支那文士大夫”之空言“国民教育”为不明本末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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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不可不言民族建国主义。今躐去民族主义之一阶级，而嚣嚣然建国民教育以号于天下，国不知为谁氏之国，民不知为何一种族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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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引入的是一种历史阶段论，比之“皇汉民族”里包含的夷夏之见，历史阶段论是中国人陌生的东西。然而它预言了一个尚未来临而一定会来临的社会过程，以庚子之后正在勃勃然播扬的天演进化之说作解读，其陌生的地方遂恰恰变成了格外有说服力的地方。由历史和文化支撑的反满意识执种族大义为根本而不涉过去将来之想；但东西洋学理以历史阶段推衍民族主义，则一定会牵出过去将来之想，使排满革命在一夜之间便有了寄托未来的意义。陈天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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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奏维新之功也，由于尊王倾幕。而吾之王室既亡于二百余年之前，现之政府，则正德川氏之类也。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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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憧憬里，日本“四十年之前与我等也，以四十年之经营，一跃而为宇内一等强国。矧以土地人民十倍之者，不能驾轶之耶？夫创始者难为功，因袭者易为力。以欧美积数百年始克致之者，日本以四十年追及之，日本以四十年致之者，我辈独不能同比例求之乎？”106 这一类远瞻虽一厢情愿而逻辑厘然，当日排满一群多乐言之。因跌仆和重挫而起的反满意识本多跌仆和重挫的愤怒，但在这种憧憬里，郁积的愤怒正转化为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同愤怒比，以学理起信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更能耐磨耐久，然而远瞻将来的理想和乐观却都是观乎“欧美之进化”，用民族主义的“公例”排比出来的，它们的本源不在中国自身，而在彼邦的已成之迹里。因此，排满的过程便不自然地成了一个宣讲西国历史、人物和思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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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之拒英而独立也，哲非逊、哈弥尔顿辈之演说坛、新闻纸鼓吹之力也；法人之复王政而为民主也，福禄特尔、卢梭辈之杂剧及不平等论文鼓吹之力也；意大利之排异族而谋统一也，马志尼少年意大利令鼓吹之力也；俄国虚无党之蔓延于全国而谋破坏也，巴枯宁辈厌世观之哲学鼓吹之力也。夫不有倡者，莫之为应，不有悲者，莫之为泣。支那民族之涂炭，权利之销融，为满政府断送其生命者，历劫而不可偿也。其民族虽知之而或不知其所以然，虽恶之而或不知所以脱其祸。凡在今日，苟既知其所以然，且知谋所以脱祸之术者，不可不自任为福禄特尔、卢梭，不可不自任为马志尼，不可不自任为巴枯宁。支那民族今日之待哲非逊、哈弥尔顿之鼓吹也，如蔬果之待时雨而怒生，如羽簇之待鸣弦而应的也。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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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里列举的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何腾蛟、李成樑相比，20 世纪前十年间初入中国的哲非逊、哈弥尔顿、卢梭、马志尼、巴枯宁一辈人大半都在隔雾看花的不甚分明之中。“时雨”里没有具体性、细节性、准确性；“鼓吹”所播撒的也意不在久想深思。然而“传薪一脉拜卢骚”，108 反满的知识人以此为功夫，已自信能够自度度人。身在积弱之境而心怀急迫之情，中国人向东西洋取学理，不容易得到的是真知，最容易得到的是皮相之知外加种种倾慕和敬畏，走到极端，便是引外国人的是非为中国人的是非。汪精卫作排满言论之日，曾以“瓜分”为题目推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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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可决言也。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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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先引“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 4 章”；次引“庚子之役，联军既破北京，各国会议善后处分”时美国人的言辞；再引“去年日清谈判之际，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于东邦协会”的“演说”，而后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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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引证，皆非出于我国人之口，乃出于外国人之口者也。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外国人尚能知之能言之，乃我国人而反昧乎？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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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以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发源于欧西的世界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挟着暴力在扩张中改造世界的过程。因此，以满人为祸根来解释强邻四迫的历史和现状算不得是深刻之论和求实之论。汪精卫三引“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结果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而在世人眼中留下的，则是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社会。在彼时以鼓吹为职志的文字里，多见的意态是以西人的学徒作国人的导师，于是学理滔滔，用外国人的理路校正中国人的时务便成为流行的常态。辛亥革命后五十年章士钊回忆排满旧事，有感于当日章太炎驳康有为，行文之间高标华盛顿、拿破仑为“极点”，而置尧、舜于等而下之，说过一段深作反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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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文人，好持抹煞之论刻责本国，无端厓之辞崇拜外人，谚所谓中国月亮小，外国月亮大。习俗移人，贤如太炎，亦所不免。试思压抑尧、舜，而仰望华、拿如在天上，号之曰“极点”，此既非老一辈人所能通解，亦非今日之思想水平所能默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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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此上溯，以前一代士大夫处中外之际犹能力作倔强为对比，这些都成为他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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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且不论，论李鸿章。鸿章适美，美人邀登开国大总统之陵墓，用意甚盛，而鸿章遽书于壁曰：“华圣顿，特中国陈涉、吴广之流亚耳”。此一豪情胜慨，太炎视之以为如何？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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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和章太炎本是办《苏报》的同道，后者的这些文字借《苏报》以行世。前者应是先睹者之一。然而身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的时候，章士钊并没有持此以为诧异；而当他从旧事里引出感慨和追问的时候，其一身却已经远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之外了。五十年之前，欧西的历史、人物和思想都被用来直接证出排满，是因为外国人的民族主义经时论的移接正急速地变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而时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际，外国人的民族主义能够无须转化地被中国人当成自己的主义，靠的正是知识人以“无端厓”之“崇拜外人”为共有的群体意识。中西之间不会没有窒碍，但在理解来不及消化的时候，“崇拜”更容易化去窒碍。因此，后来受到追问的东西，当时则是磅礴地造成了历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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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不可究诘：反满意识里的多义和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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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汇通于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节节内卷的社会矛盾得以附着聚合，在知识人的论说里激烈地归向排满一途。然而邹容说：“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刘师培说：“今之所谓革命党，不外学生与会党二端”；汤增壁说：“民族思潮，灌输中等以上，行商坐贾、老圃佣工、贩夫走卒之属，农氓，役隶之流，及于役戎幕、浮浪江湖、山泽联群、乡曲结社、市肆贾勇以为活者，凡诸品类，固有几人能识黍离之痛哉。”111 面对一个多数人所闻见的世界，知识人的论说始终是一种不能进入深处的物事。邹容、刘师培、汤增壁的指述都自列于少数而自居于先觉，但“凡诸品类”所代表的应是一个大众社会，则“凡诸品类”之不识“黍离之痛”显然不是“凡诸品类”之全无心肝，而是大众社会对于他们那个世界里满汉关系的别有感觉和感知。因此，在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合不拢来里，比后觉与先觉的扞格更深一层的，其实是形而下对形而上的扞格；是社会对思想的扞格。用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论说排满，本来对应于一个由思想激发，并由思想支撑的过程。当思想过程自成其思想过程的时候，古人的思想和西人的思想都不难自圆其说。然而族类之辨和民族主义同知识人的愤怒和血性相串结，从思想过程里推演出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总括社会过程，把 20 世纪初年中国人的内绌外困一并归结到满汉之争。《民报之六大主义》说：“满洲去，则中国强。”同一个意思在《复报》的《“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文驳议》里表述为：“譬如解网，纲举则目靡不张矣。”112 排满的知识人深信这一套道理，并以此成其屡仆屡起和百折不挠；但 20 世纪的内绌外困积成于 19 世纪的百年衰世和古今中西的相克相激，而后“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沴疠，举国相视，咸儳然若不可终日”。113 其间的地动山摇都不是满汉关系所能归纳得了的。从思想过程里推演出来的东西罩不住社会过程中的世事起伏和因果始末，因此，用反满意识总括当日中国的社会矛盾，便不能不牵事实以就论说。合群于族类之辨和民族主义的人们虽共奉一个宗旨，而笔下的文字则各以才识情性和心思阅历为规范。于是，当这些论说此起彼伏于思想潮流之中的时候，被牵来牵去的事实常常会首尾不能相顾。当日排满的文章多，然而由文章带来的牴牾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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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作《讨满洲檄》，“数虏之罪”凡十三。其中一节专说等类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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