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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自乙未之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外而已。何也？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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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立储，而后有“废置”之说。但己亥在戊戌后一年，其间的事实一经被移到戊戌之前的乙未，则史事颠倒，因果也颠倒。用这种颠倒史事和因果的办法推论光绪的心迹，意在掘出“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的大义，因此，“交通外人得其欢心”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的一连串探赜索隐，其真实程度已是次一等的事了。在这种以一己之悬想作推论的过程里，真实性被当成了一种可以让路的东西。由此层积而伸张，便很容易产生使李肖聃深致不平的那种假故事。李肖聃以不实责备章太炎，但时当排满发为论说而论说成为鼓吹之际，这种言之凿凿而不可考辨的风格远不止乎一人一时。与有史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流派相对比，鼓吹和灌输显然是一种不由师法而前无古人的文字产品。它们之所以别成一格，大半应归于不尚精确而以渲染为功。与之相匹配的正是反满的知识人整体上的躁急而没有静气。因此，由渲染过度而致情节离奇，在鼓吹和灌输里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现象。孙中山作《支那保全分割论》，也说过一个经不起深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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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而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夫支那人爱国之心，忠义之气，固别有所在也，此父老之事即然矣，此岂外人之所能窥者哉！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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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意在用“海陬父老”的话语形象阐说满汉之争的深结于人心。但被称作“日清之战”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一种太过具体的背景，有此反衬，则被盛赞的“海陬父老”所显出来的便不是一种实相，而是一种暝濛。甲午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孙中山自广东起程至上海，又由上海到天津，由“游京津”到下武汉，而后在秋日里从上海远去檀香岛。132 除去广东，其行迹之间只有上海与天津地在沿海，与文中的“海陬”之义稍近。然而推算时间，“旅顺已失，奉天不保”事在甲午十月的下旬，节令已过立冬而近小雪，他应当早就不在“海陬”了。这种时间与地点的断脱，使得“亲见有海陬父老”成为一种不可指实的叙述。由此深入一层，则不会不触到甲午一战给中国人带来的深痛入骨，以及当日中国人在深痛入骨里的号哭和愤激，“回视龙旗无孑遗，海波索索悲风悲”，133 这是万千人心中的国之大丧。因此，在甲午年间不作中日之辨而作满汉之辨，并在日人的横暴和血腥面前“欢呼雀跃”的人，无论横看和竖看，都是不能识其来路的人。由此牵出的“爱国之心”和“忠义之气”便因其太过异常而成了另一重不可指实的叙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一类不可指实的叙述虽然经不起深诘，却在排满发为论说的过程中支撑了先设的结论。所以，它们很容易被放手攻击的知识人召入文字里。《苏报》一枝独秀于东南之日，曾“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为烘托，着力要染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的四海怨怒。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局中人章士钊后来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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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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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末了的论断总括了彼时士风中的一种普遍性。因此，事涉满汉，便无忌禁。古来的士大夫留下过许多界限，而在知识人的手中都成了可以打碎的东西。阿英论晚清小说史，曾举黄小配的主要著作《大马扁》和《太平天国演义》两种评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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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写在康有为到日本活动的时候，后者是在广州光复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写的，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序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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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实尽多不符”正是不可指实的叙述扩展到历史范围中去的结果。在 20 世纪初年的反满印刷物里，小说是当作论说来写的，两者之间并无太多立意上的区别。不符史实而可以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自非中国士人的本来传统所能想见。然而历史中的变迁常常是正面连着负面，知识人的近代化是由政治化开始的，因此，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嬗蜕，近代政治的正面和负面都会成为一种改造群类品格的力量。与此相对应而造成了一世文风之转移的，是 19 世纪的经世文编演为 20 世纪的“政治宣传”。两者虽同出于用世济时之心，但后者更自觉地依傍于一种既定的思想。在那里，既定的思想代表了最终的真实，所以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节的东西，而政治文字中的叙人与叙事则常常因此而经不起认真的钩稽和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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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六十多年里，中西交冲催发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演化为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的源头在彼邦和彼族，所以民族主义的锋芒所指也在彼邦和彼族。六十多年之间，虽然社会在变迁中前后嬗递，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主张各不相同，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共有的精神，则始终是连续于前后之间，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接起来的东西。但在排满汇成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里，民族主义的名目和锋芒都是指向满人的。于是，一面是中国由“变局”而入“危局”，一面是涨起的满汉矛盾正在淹掉久成中国人心头之愤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由此产生的论题和论旨，便成了近代思想历史脉路中凸起异峰。当日东京留学生以“拒俄”起风波，张继在上海作时论评“拒俄”而笔下别立是非，说的全是另一套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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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愿人自今之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族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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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满洲人和外国人一同归入“异族”，则东西洋的侵逼与“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历史相比而成了轻重不能相称之物。因此排满比排外更要紧。另一个志士在《民报》上说，“夫排外之特质，立国于天地之所极不可缺者也。特今日而言排外，当先用之于满洲”，137 其持论出于同一套道理。被这一套道理移到后面去的民族矛盾，其实是近代中国最激烈，并因此而最突出的一种矛盾。与知识人翻出来的满汉旧事比，19 世纪中叶之后的六十多年里，累次民族战争留下的都是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生当 20 世纪初年，这些场面犹在泪血未干之际，比之“扬州十日”那一类层层转述的故事要切近得多，其创深痛巨也真实得多。因此，章太炎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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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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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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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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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不知道“西人”的新祸比“满洲”的旧祸更猛烈，但事涉“种族革命”，则不能不把“白人”放在一边而专向“清人”下手。这两段话构成的是一种思想矛盾，说明了排满的人群生于此世此时，不会没有一点心头的趑趄与回徨。而“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又说明了趑趄和回徨最终都不会成为排满一群的心理障碍。中西交冲的历史和现状使内卷的排满意识面对着外向的民族意识，从而迫使他们在排满的过程里要对满人和外人作类比，然而种族革命所给予他们的理路又实在太过褊狭。所以，当日以文字作排满，便常常会产生非常奇异可怪之论。吴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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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观联军之入北京乎？称英、法、德、美之顺民，夫亦可见我同胞之不以满洲为存亡与俱之政府矣。盖前此之为满洲顺民者，乃屈于满洲之权力而不胜；今满洲将为英、法、德、美所倾，则称为英、法、德、美之顺民者，亦屈于英、法、德、美之权力而不胜。若后此满洲之为革命军所驱除，吾知吾同胞其必称为革命军之顺民，可深信者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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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八国联军称“顺民”本不是一件有脸面的事，而一经排满之旨深作开凿，则居然别成意义而自有光华。然则以排满论时事，人间的道理有时候会酸咸异乎常味。章太炎也喜欢深作开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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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自族民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载在历史粲然可知。自国民言之，则日本隔海相对，自然一土，而满洲之在鸡林靺鞨，亦本不与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风俗之同异，则日本先有汉字，而后制作和文，今虽杂用，汉字犹居大半，至满洲则自有清书，形体绝异，若夫毡裘湩酪之俗，与日本之葛布鱼盐，其去中国，孰远孰近，然则日亲满疏断可知矣。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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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比吴樾更有学问，而一旦笔走偏锋也更狭更拗。在他用“鸡林靺鞨”和“毡裘湩酪”描画满人的时候，满人其实早已脱出了“鸡林靺鞨”和“毡裘湩酪”。在他用“文字风俗”与日本人叙亲近的时候，日本人却正在以自己的欧化鄙视中国人的文化和种族：“试观留学生与游历考查官绅，一履日本之境，其上流社会视为奇货，辄甘其言曰同文同种；中流社会视若无知之白痴，辄津津而道甲午战胜之故事；下流社会则嘲骂无所不至，言及支那人，辄含有轻薄愚弄之意。彼初不知有所谓满、汉者也。”141 因此，“日亲满疏”虽然以倒叙历史为“粲然可知”，但由直观而见的事实作衡量，则错得非常厉害。章太炎的毛病在于学问用得不对路数，所以一面把满人与汉人分开来，一面把“白人”与日本人分开来，凭空攀亲弄出许多曲折，使人看了诧异而且肉麻。在那个时候的知识人当中，像这一类因仇满而致亲外的趋向虽属极端，却并不是主流之外斜生出来的东西。《浙江潮》第 7 期有《四客政论》一文，统说“当日人士执持之宗旨”为四派，其中之一便是排满人而佞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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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白人之文明，非过于满人远耶？均之为奴，吾宁戴体面之主人翁矣。且夫为满人所管领之土地，与其与白人所管领之土地，其治理之必不能及白人，可断言之。彼印度者，于已为英人所得以后，与未为英人所得以前，则后者固已胜于前矣，惟失者自立之权而已。且夫白人虽暴，蔑视异种，或不以人理待；然如今者，满人屠戮新党之惨刑，愁天地黯日月，彼白人者犹以为过，而动其不忍之心。盖不肯以屠戮兽类之道屠戮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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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出自移述。作文字的人并不崇奉其间的宗旨，所以移述有如临摹，一旦把握不住尺寸，下笔之际便太过酣畅，使这个题目应有的含蓄之趣一一变作恣肆淋漓。然而由文字识读思想，则其本来的面目和本来的取向仍在显然可见之中。作为一种能够被归入“当日人士执待之宗旨”的东西，它所代表的当然是既有呼声又有回声的群鸣。以情理而论，被裹入其中的人物未必都能与排满革命的志士同归一类。但排外的民族主义既为反满的民族主义所遏，则以此遏彼之际，其内在的理路便会催生出满人与洋人之间由比较而抑扬，由抑扬而取舍，由取舍而终至一面排满一面佞洋。这个过程由排满意识中内含的“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发为端绪，虽然越来越浮泛化和单边化，却越来越有影响力和支配力。所以《四客政论》一文在叙述之后特为标记曰：置身于此说之“旗下者，不知凡几”，142 以说明影响力和支配力都在化作规模的可观。于是，随反满意识在彼时社会思想中的腾越摩荡，附着于排满意识的人口日多，用反满淡化外侮的杂议旁出也日多，而后则是排外的民族主义日弱。彼时多次聚众起义，而曾经用过的口号之一便是“保洋灭满”。143 当《民报》与《新民丛报》交争之日，梁启超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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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国外之诸族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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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斥为“其言有类梦呓”。144 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无疑延续了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回应西潮的苍茫心路，而在晚清最后十年盛涨的反满意识面前，却成了被刻薄奚落的对象。但与反满意识相比，“大民族主义”内含更多历史的真实和时代的真实。因此，武昌起义的枪炮声响过之后，迁延十年的反满意识戛然而止，在后来的岁月里没有留下一点余响。而回应西潮的苍茫心路却一直在历史中延伸，一次一次唤出中国人锋芒外指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有根和没有根，其区别盖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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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的思想潮流中，反满意识所体现的是一种毁灭性的批判。它以毁灭性地批判中国现状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然而当后起的无政府主义自张一帜之后，惯以批判和攻伐为常态的反满意识也成了被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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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群类大半是从排满的知识人里走出来的，因此，两者同属“秀才造反”而常在别有渊源之中。《新世纪》里曾有一段话说，“凡吾辈今日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昔皆曾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此二主义非相反，惟今之主义较昔之主义为进化耳”，145 正是在自叙次第。但“大同主义”与“种族革命”虽在这一群人身上因“今”“昔”而相连，前一种道理和后一种道理其实是不能兼容的。如果各就本来面目，则两者不是“非相反”，而是正相反。所以无政府主义中能够深入义理的人物，常常要对排满的种族革命施以反手一掌。与立宪一群对反满意识左推右挡以作招架相比，这种反手一掌由造反派批判造反派，常能别成精彩。《天义报》第 3 期有《保满与排满》一文，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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