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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自乙未之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外而已。何也?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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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立储,而后有“废置”之说。但己亥在戊戌后一年,其间的事实一经被移到戊戌之前的乙未,则史事颠倒,因果也颠倒。用这种颠倒史事和因果的办法推论光绪的心迹,意在掘出“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的大义,因此,“交通外人得其欢心”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的一连串探赜索隐,其真实程度已是次一等的事了。在这种以一己之悬想作推论的过程里,真实性被当成了一种可以让路的东西。由此层积而伸张,便很容易产生使李肖聃深致不平的那种假故事。李肖聃以不实责备章太炎,但时当排满发为论说而论说成为鼓吹之际,这种言之凿凿而不可考辨的风格远不止乎一人一时。与有史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流派相对比,鼓吹和灌输显然是一种不由师法而前无古人的文字产品。它们之所以别成一格,大半应归于不尚精确而以渲染为功。与之相匹配的正是反满的知识人整体上的躁急而没有静气。因此,由渲染过度而致情节离奇,在鼓吹和灌输里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现象。孙中山作《支那保全分割论》,也说过一个经不起深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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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而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夫支那人爱国之心,忠义之气,固别有所在也,此父老之事即然矣,此岂外人之所能窥者哉!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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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意在用“海陬父老”的话语形象阐说满汉之争的深结于人心。但被称作“日清之战”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一种太过具体的背景,有此反衬,则被盛赞的“海陬父老”所显出来的便不是一种实相,而是一种暝濛。甲午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孙中山自广东起程至上海,又由上海到天津,由“游京津”到下武汉,而后在秋日里从上海远去檀香岛。132 除去广东,其行迹之间只有上海与天津地在沿海,与文中的“海陬”之义稍近。然而推算时间,“旅顺已失,奉天不保”事在甲午十月的下旬,节令已过立冬而近小雪,他应当早就不在“海陬”了。这种时间与地点的断脱,使得“亲见有海陬父老”成为一种不可指实的叙述。由此深入一层,则不会不触到甲午一战给中国人带来的深痛入骨,以及当日中国人在深痛入骨里的号哭和愤激,“回视龙旗无孑遗,海波索索悲风悲”,133 这是万千人心中的国之大丧。因此,在甲午年间不作中日之辨而作满汉之辨,并在日人的横暴和血腥面前“欢呼雀跃”的人,无论横看和竖看,都是不能识其来路的人。由此牵出的“爱国之心”和“忠义之气”便因其太过异常而成了另一重不可指实的叙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一类不可指实的叙述虽然经不起深诘,却在排满发为论说的过程中支撑了先设的结论。所以,它们很容易被放手攻击的知识人召入文字里。《苏报》一枝独秀于东南之日,曾“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为烘托,着力要染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的四海怨怒。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局中人章士钊后来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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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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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末了的论断总括了彼时士风中的一种普遍性。因此,事涉满汉,便无忌禁。古来的士大夫留下过许多界限,而在知识人的手中都成了可以打碎的东西。阿英论晚清小说史,曾举黄小配的主要著作《大马扁》和《太平天国演义》两种评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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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写在康有为到日本活动的时候,后者是在广州光复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写的,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序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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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实尽多不符”正是不可指实的叙述扩展到历史范围中去的结果。在 20 世纪初年的反满印刷物里,小说是当作论说来写的,两者之间并无太多立意上的区别。不符史实而可以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自非中国士人的本来传统所能想见。然而历史中的变迁常常是正面连着负面,知识人的近代化是由政治化开始的,因此,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嬗蜕,近代政治的正面和负面都会成为一种改造群类品格的力量。与此相对应而造成了一世文风之转移的,是 19 世纪的经世文编演为 20 世纪的“政治宣传”。两者虽同出于用世济时之心,但后者更自觉地依傍于一种既定的思想。在那里,既定的思想代表了最终的真实,所以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节的东西,而政治文字中的叙人与叙事则常常因此而经不起认真的钩稽和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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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六十多年里,中西交冲催发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演化为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的源头在彼邦和彼族,所以民族主义的锋芒所指也在彼邦和彼族。六十多年之间,虽然社会在变迁中前后嬗递,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主张各不相同,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共有的精神,则始终是连续于前后之间,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接起来的东西。但在排满汇成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里,民族主义的名目和锋芒都是指向满人的。于是,一面是中国由“变局”而入“危局”,一面是涨起的满汉矛盾正在淹掉久成中国人心头之愤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由此产生的论题和论旨,便成了近代思想历史脉路中凸起异峰。当日东京留学生以“拒俄”起风波,张继在上海作时论评“拒俄”而笔下别立是非,说的全是另一套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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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愿人自今之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族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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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满洲人和外国人一同归入“异族”,则东西洋的侵逼与“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历史相比而成了轻重不能相称之物。因此排满比排外更要紧。另一个志士在《民报》上说,“夫排外之特质,立国于天地之所极不可缺者也。特今日而言排外,当先用之于满洲”,137 其持论出于同一套道理。被这一套道理移到后面去的民族矛盾,其实是近代中国最激烈,并因此而最突出的一种矛盾。与知识人翻出来的满汉旧事比,19 世纪中叶之后的六十多年里,累次民族战争留下的都是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生当 20 世纪初年,这些场面犹在泪血未干之际,比之“扬州十日”那一类层层转述的故事要切近得多,其创深痛巨也真实得多。因此,章太炎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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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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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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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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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不知道“西人”的新祸比“满洲”的旧祸更猛烈,但事涉“种族革命”,则不能不把“白人”放在一边而专向“清人”下手。这两段话构成的是一种思想矛盾,说明了排满的人群生于此世此时,不会没有一点心头的趑趄与回徨。而“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又说明了趑趄和回徨最终都不会成为排满一群的心理障碍。中西交冲的历史和现状使内卷的排满意识面对着外向的民族意识,从而迫使他们在排满的过程里要对满人和外人作类比,然而种族革命所给予他们的理路又实在太过褊狭。所以,当日以文字作排满,便常常会产生非常奇异可怪之论。吴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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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观联军之入北京乎?称英、法、德、美之顺民,夫亦可见我同胞之不以满洲为存亡与俱之政府矣。盖前此之为满洲顺民者,乃屈于满洲之权力而不胜;今满洲将为英、法、德、美所倾,则称为英、法、德、美之顺民者,亦屈于英、法、德、美之权力而不胜。若后此满洲之为革命军所驱除,吾知吾同胞其必称为革命军之顺民,可深信者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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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八国联军称“顺民”本不是一件有脸面的事,而一经排满之旨深作开凿,则居然别成意义而自有光华。然则以排满论时事,人间的道理有时候会酸咸异乎常味。章太炎也喜欢深作开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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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自族民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载在历史粲然可知。自国民言之,则日本隔海相对,自然一土,而满洲之在鸡林靺鞨,亦本不与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风俗之同异,则日本先有汉字,而后制作和文,今虽杂用,汉字犹居大半,至满洲则自有清书,形体绝异,若夫毡裘湩酪之俗,与日本之葛布鱼盐,其去中国,孰远孰近,然则日亲满疏断可知矣。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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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比吴樾更有学问,而一旦笔走偏锋也更狭更拗。在他用“鸡林靺鞨”和“毡裘湩酪”描画满人的时候,满人其实早已脱出了“鸡林靺鞨”和“毡裘湩酪”。在他用“文字风俗”与日本人叙亲近的时候,日本人却正在以自己的欧化鄙视中国人的文化和种族:“试观留学生与游历考查官绅,一履日本之境,其上流社会视为奇货,辄甘其言曰同文同种;中流社会视若无知之白痴,辄津津而道甲午战胜之故事;下流社会则嘲骂无所不至,言及支那人,辄含有轻薄愚弄之意。彼初不知有所谓满、汉者也。”141 因此,“日亲满疏”虽然以倒叙历史为“粲然可知”,但由直观而见的事实作衡量,则错得非常厉害。章太炎的毛病在于学问用得不对路数,所以一面把满人与汉人分开来,一面把“白人”与日本人分开来,凭空攀亲弄出许多曲折,使人看了诧异而且肉麻。在那个时候的知识人当中,像这一类因仇满而致亲外的趋向虽属极端,却并不是主流之外斜生出来的东西。《浙江潮》第 7 期有《四客政论》一文,统说“当日人士执持之宗旨”为四派,其中之一便是排满人而佞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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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白人之文明,非过于满人远耶?均之为奴,吾宁戴体面之主人翁矣。且夫为满人所管领之土地,与其与白人所管领之土地,其治理之必不能及白人,可断言之。彼印度者,于已为英人所得以后,与未为英人所得以前,则后者固已胜于前矣,惟失者自立之权而已。且夫白人虽暴,蔑视异种,或不以人理待;然如今者,满人屠戮新党之惨刑,愁天地黯日月,彼白人者犹以为过,而动其不忍之心。盖不肯以屠戮兽类之道屠戮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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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出自移述。作文字的人并不崇奉其间的宗旨,所以移述有如临摹,一旦把握不住尺寸,下笔之际便太过酣畅,使这个题目应有的含蓄之趣一一变作恣肆淋漓。然而由文字识读思想,则其本来的面目和本来的取向仍在显然可见之中。作为一种能够被归入“当日人士执待之宗旨”的东西,它所代表的当然是既有呼声又有回声的群鸣。以情理而论,被裹入其中的人物未必都能与排满革命的志士同归一类。但排外的民族主义既为反满的民族主义所遏,则以此遏彼之际,其内在的理路便会催生出满人与洋人之间由比较而抑扬,由抑扬而取舍,由取舍而终至一面排满一面佞洋。这个过程由排满意识中内含的“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发为端绪,虽然越来越浮泛化和单边化,却越来越有影响力和支配力。所以《四客政论》一文在叙述之后特为标记曰:置身于此说之“旗下者,不知凡几”,142 以说明影响力和支配力都在化作规模的可观。于是,随反满意识在彼时社会思想中的腾越摩荡,附着于排满意识的人口日多,用反满淡化外侮的杂议旁出也日多,而后则是排外的民族主义日弱。彼时多次聚众起义,而曾经用过的口号之一便是“保洋灭满”。143 当《民报》与《新民丛报》交争之日,梁启超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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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国外之诸族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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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斥为“其言有类梦呓”。144 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无疑延续了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回应西潮的苍茫心路,而在晚清最后十年盛涨的反满意识面前,却成了被刻薄奚落的对象。但与反满意识相比,“大民族主义”内含更多历史的真实和时代的真实。因此,武昌起义的枪炮声响过之后,迁延十年的反满意识戛然而止,在后来的岁月里没有留下一点余响。而回应西潮的苍茫心路却一直在历史中延伸,一次一次唤出中国人锋芒外指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有根和没有根,其区别盖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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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的思想潮流中,反满意识所体现的是一种毁灭性的批判。它以毁灭性地批判中国现状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然而当后起的无政府主义自张一帜之后,惯以批判和攻伐为常态的反满意识也成了被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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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群类大半是从排满的知识人里走出来的,因此,两者同属“秀才造反”而常在别有渊源之中。《新世纪》里曾有一段话说,“凡吾辈今日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昔皆曾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此二主义非相反,惟今之主义较昔之主义为进化耳”,145 正是在自叙次第。但“大同主义”与“种族革命”虽在这一群人身上因“今”“昔”而相连,前一种道理和后一种道理其实是不能兼容的。如果各就本来面目,则两者不是“非相反”,而是正相反。所以无政府主义中能够深入义理的人物,常常要对排满的种族革命施以反手一掌。与立宪一群对反满意识左推右挡以作招架相比,这种反手一掌由造反派批判造反派,常能别成精彩。《天义报》第 3 期有《保满与排满》一文,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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