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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1 集，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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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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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同上书，第二卷下册，9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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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915—916 页。当日学人深信汉族人种由西而来，因之有帕米尔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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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同上书，10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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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981—9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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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章太炎全集》（3），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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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20 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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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梁启超作《敬告留学生诸君》，“顿首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描述了一个新知识群体在人心中的升起：“今之中国岌岌矣。朝廷有欲维新者，则相与咨嗟焦虑。曰噫！无人才；民间有欲救国者，则相与咨嗟焦虑。曰噫！无人才。”一片苍茫之中，“举国有志之士”所“矫首企踵”而“且祝且祷”的，都是“今日之学生”。因此，他慨言乎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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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前后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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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苏报》刊布《倡学生军说》，推崇学界，言之尤见热切：“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稍有热诚者，咸引领张目而望之，名之曰‘主人翁’，比之曰‘狮子吼’，其于学生如是其殷勤也。彼学生者，又以西乡隆盛、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自命，欲行其惟一之主义，以造成一新中国，使吾汉族永享无穷之幸福。”2 这些文字所指述的，都是正在“游学”的读书人和已入学堂的读书人。他们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里一群一群地被“兴学育才”的时潮孵化出来，而后又“各负所学以自岸异”，一群一群地汇入改造中国的时潮之中，以东洋和西洋的学理呼风唤雨，以东洋和西洋的学理推波作澜。在举子士人的千年历史之后，这是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蜕变期。从庚子到辛亥，蜕变中的知识人曾经为天下造跌宕起落之势，而笔下的汪洋恣肆转化为世间的激荡驰骤之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成了身不由己者，纷纷为跌宕起落之势裹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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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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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群类，20 世纪最初的知识人是由新政催生的。因此，游学与学堂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之中。作成于 1901 年的《江楚会奏三折》曾以疆吏的臂力倡兴学，而思虑所注，则在“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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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急需才，恐难久待。查日本文武各学校皆有速成教法，于各项功课择要加功，于稍缓者量加省减，刻期毕业。应旨饬出使大臣李盛铎切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我筹计，代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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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开先，意在寻取一种捷径。然而用国家力量为捷径作导行，则“速成”很容易广罩多数而变为兴学的常态。六年后，学部的奏议统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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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展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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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日多一日的留学生大半喜欢走捷径。但与捷径相对称的往往不是学问，而是世人眼里的“来去飘忽，作辍靡常，毕业者仅计年期，后来者又循故辙”。5 其间的重心并不在科目与知识。由于速成的急迫，游学日多一日，学堂也日多一日。郭沫若后来说，辛亥年之前，方圆只有二十二里的成都城里单单法政学校便已办了好几所，而且还在越办越多。叙述之中夹带的正是讥嘲。彼时他正在成都“久负盛名”的中学堂里做学生，“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已经使人不能餍足，而“新学”更次，“讲理化、数学的教员”连“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6 这些话里有文豪追说往事的睨视之态，但比照当日庙堂议论中所说的“盖以未受教育之人，强之行教育之事，支离蔓衍，谬种流传，其弊殆不能悉数”，7 则他在成都所见到的景观别处也能见到。十年兴学造出了成千成万的学堂而造不出一种为学之序。因此，学生常常要脱出学堂的课程范围，各是其是，神游八方。其间的重心也不在科目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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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相比，十年兴学中更富有笼罩力的是思想。游学中的知识人与学堂中的知识人虽然以受学为业，其实是被思想哺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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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里露过身手的伍特公，五十八年后回忆旧事，印象最深的情节之一是“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新民丛报》。8 《新民丛报》的本色即在思想。以退学风潮喧腾而起的 1902 年为例，次第见于其篇目之中的《新民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欧美各国立宪史论》等等，都是以文字述思想之作。全年二十四期（号）《新民丛报》里，与之相类的论说共有一百八十多篇。9 欧西的人物，欧西的历史，欧西的理想，欧西的论争，先后被牵到了中国，对于众多读报的知识人来说，由此得到的无疑是一种扑来的思想浸灌。钱基博后来说：“《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10 在“播被尤广”的过程里，学堂提供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阅读群体，而《新民丛报》则以思想的浸灌培育了这个阅读群体。而后，《苏报》、《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挟着更见激扬的思想波涛而来，使那一代知识人由浸灌而浸染，一个一个地被卷入了纷争的思想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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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慷慨一击名动天下的吴樾曾作《暗杀时代》，自叙心路陂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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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清议报》）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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