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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的支配力来自于思想，《警钟报》、《自由血》的支配力也来自于思想。前者用“主义”塑造了他；后者用“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重塑了他。塑造和重塑都说明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无所逃于思想之间。与吴樾的不肯游移相比，身在浙江高等学堂的蒋梦麟则有过一番兼容：“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12 梁启超和孙中山各以旨义立说，也各以旨义相歧。但对学堂中人来说，两者都为当日的中国划出了一种既定的思想范围。蒋梦麟乐于受用“精神食粮”而又脱不出“革命情绪”的呼唤感召，正写照了自己受浸灌和受浸染的模样。因此，“精神食粮”与“革命情绪”兼容于一人之身，同样说明了那个时候的知识人无所逃于思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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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中的知识人接受思想，报馆中的知识人制造思想。与十年兴学相对应，是“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于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携此牵彼而来，成为推陈出新的一种壮观。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统计，1900 年至 1918 年之间，先后面世的“各种期刊约有七八百种之多”。13 由此产出的多量文字，能够动人之心的大半不是叙事，而是“向导国民”的说理。因此，身在局中的人物直指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矣”。14 言论时代以说理经世济时，播扬思想的文章一派五色斑斓，而题目都在世运与国运。自由、平等、博爱、民权、进化、权利、竞争、欧化、国粹、尚武、保种、保教、立宪、革命，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生主义、军国民主义、虚无主义相会于同一个题目之中，而后有言论的呼应与言论的抗争，犹如万窍怒号。言论的呼应与抗争用输入的观念为向慕新学理的知识人开智，也用输入的观念汇聚了知识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传统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嬗蜕正是从这种思想的搓揉和淬砺中开始的。然而用输入的观念说中国人的国运和世运，常常容易引出人心中的焦炙与涉想，使“向导国民”的言论在呼应与抗争中促声急笔走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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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之日，曾以“极端之议论”为倡率，“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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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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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和极端本是一种由盲目而致片面的思想过程，但在梁启超笔下，偏激和极端都是自觉的，清醒的，理性化的，千言万语由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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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数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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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觉的偏激和极端已“近于刍狗万物之言”，而“我佛说法，有实有权，众生根器既未成熟，苟不赖权法，则实法恐未能收其效也”。15 他在“权法”和“实法”之间寄托了一片苦心，然而苦心所托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一厢情愿。偏激与极端一旦羼入言论以“向导国民”，则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既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言论的急走远播，也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偏激与极端的四散弥漫，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这个过程不仅养育知音，而且养育论敌，“至与梁氏政见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16 思想虽由笔端表述，而一旦流布，便已不能收发由心。在那个时候，偏锋易成世间的强音。因此梁启超笔走偏锋，章太炎也笔走偏锋。章士钊多年以后说革命掌故，留下过一番深思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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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持论，都未免受时代性之拘束。盖当时论家好以将来之未知数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逻辑，直犯倒果为因之悖。而论者不顾也。卒之此类论点，往往助长少年人之朝气，于革命里程有益。如太炎《狱中答新闻报》，公然以五十年后之铜像为樗蒲大注，其著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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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此而发议说：“刘秀凭仗谶纬，恢复大汉，近今公羊家颂言三统，悬想太平，凡此都是革命糇粮，可得长养革命体质。”17 这些道理显然都不能用学理来衡量。与偏激和极端相比，章太炎的毛病在独断。比“樗蒲大注”更典型的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8 用来说服人心的，纯是一派不可证明的磅礴刚猛之气。而章士钊以过来人的眼光估量当时，这种把“未知数翻作前提”的毛病，在革命“论家”里其实不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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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的前十年里，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是以文字动天下的人物。他们的笔走偏锋代表的是那个时代。因此，在同时的报章言论里，“杀人”、“毁家”、“排孔”、“无圣”、“亡国”、“复仇”、“破坏之教育”、“激烈的好处”以及“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政府之奴隶无别”、“强陵弱众暴寡亦有合于公理”等等，都曾是醒目之作。十年之间，一批一批的知识人通过阅读别人的文章而接受思想；当他们各立宗旨之后，又一批一批地转化为写文章的里手，再用自己的文章和思想去影响别人。于是，随着思想的一传再传，偏激和独断也会在一传再传中化为各有特色的激昂与凌厉。1912 年春，戴天仇作短评于《民权报》，满纸都是杀气：“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19 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三岁。当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天下目为革命言论之巨擘的时候，他还在成都的新学堂里读书，是个十四岁的孩子。而相隔九年，革命“论家”中的学生辈人已经提刀而立，向老师辈的人作怒目而视了。其间的相逐和相迫当然起于政见之争。但在他挟杀气作政争的一腔血脉贲张之中，可以看得见的却正是老师辈人传下来的独断和偏激。历史代谢自有因果，而历史的因果常常会走出情理之外。为笔走偏锋开先路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后来旨理渐变，先后敛手，不复再以文字作风雷。然而多数人不愿意回归。“见夫今之号称志士者，陈义惟恐其不高，立言惟恐其不激”20 ，在传统士人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过程里，笔走偏锋遂常常成为一种内在理路，起伏于主流思想之中。输入的观念经偏激与独断的截长补短而被再造和重组，又因再造和重组而变得简约明了，慑动人心。所以，笔走偏锋往往更容易感染众生。严复说：“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21 “骄嚣”与偏激对应；“不根”与独断对应，都是不能入眼之物。但 20 世纪知识人的历史正开始于这样一个思想（政论）淹没知识（科学）的时代，作为初生的群体，他们的蜕变与思想之独亢一时相连为因果。思想的一时独亢使晚清最后十年的知识人一时独亢，而其间的理路则在一遍一遍的复制中积为知识群体的一种思想惯性。后来的岁月里，学理和学说因嬗递而不断翻新，但思想惯性却能够穿行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与不同的学理和学说相榫接。于是，在 20 世纪的思想史里，常常可以看到知识人用偏激和独断烧出来的火与光。他们大半各据学理，而烧出来的火与光则非常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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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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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后十年在朝野之间独亢一时的知识人来路大半在游学与学堂。与惯见的传统士人比，学堂与学生都是世人眼里的异相。因此，在知识人以文字作议论声动天下的时候，他们自身也常被别人拽入笔下，成为议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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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初，御史徐定超作奏议，由“天下竞言学矣，而瘠邑穷乡之间，反以学堂既设，而学者更鲜”起讲，为朝廷说人世间的上下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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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入学不择富贫，所以凿壁偷光，犹成魁硕，茹蔬食淡，亦有名儒。今则修膳之资，逾于往昔，中人之产，耗以一年，富者得以登堂，贫者望而却步，虽欲向学，其道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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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月后，给事中李灼华在奏章中论学堂，言之耿耿的也是这个意思：学堂“每入一人，岁需百馀金，中国寒士居多，有力入学者，率皆大族富商，而寒畯子弟，转叹向隅”。同时的另一道奏疏则用数字为准尺比较今昔：“往昔未变法时，州县岁试率数千人，今一州县或立一校，学生三四十人。乡曲数十里间，往往无学。”22 显然，从“数千人”到“三四十人”，消失了的那个数目都是被“修膳之资”淘汰掉的。与已经废止的科举相比，学堂是一种以贫富为偏斜的东西。因此，庙堂议论为穷人鸣不平，报馆议论也为穷人鸣不平。同一年的《天义报》曾以“新政为病民之根”立论，切言学堂“远不若科举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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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之贫民有习农工而兼习举业者，故起于寒微者甚众。又义学之制随在而有，赤贫之家其子弟均可入学，且可免费，所成就者甚多。今则非得学校卒业文凭不克进身，而赤贫之民，永无得学校文凭之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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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种偏斜之势走下去，则“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也”。23 这些话与言官的奏议一样，着眼的都是学堂带来的不平等。不平等用筛滤的办法为人分类，留下的则是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比之传统士人，那一代出自游学和学堂的知识人与社会下层一定会更加窎远。后来杨笃生和陈天华先后以古所未有的“中等社会”比称知识人，24 他们意在唤起责任，而折射出来的却正是一种自觉的分类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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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下层离得更远的知识人也在与农村社会离得更远。十年兴学，学堂是由诏书推广的，由诏书推广的学堂同时又按诏书分布：“着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25 而后，县城、府城、省城便成为新学堂的汇集之地。这个过程使教育的重心移到了城市之中，并顺着由低到高的等序向大城市归趋。由于诏旨兴学，当日中国的学堂不仅与知识相联系，而且与利禄相联系。1903 年的《游学译编》刊有《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说过一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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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即前此又有何实际？有何宠荣？而或有掷千金以买秀才，掷万金以买举人者，不得则大痛焉。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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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理由游学演绎出来，而移用以说学堂之“富贵名誉”，正同样丝丝入扣。因此，相比于上个世纪严复在心路茫茫中“应募为海军生”，20 世纪初年入学堂的人都是挟所愿而来的。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沿着等序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府城，从府城到省城，而后入南北都会。其中一部分脚力更健的，则能够游学彼邦，愈走愈远。在当时的名人中，章士钊是由“长沙东乡和佳冲”走出来的；宋教仁是由桃源“上香冲”走出来的；蒋智由是由诸暨走出来的；陈独秀是由怀宁走出来的。他们都在学堂和游学的路上走得很远，并就此不再回去。27 从那一代知识人开始，这种一去不返渐成负笈远游者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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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学堂把有志进取的读书人一群一群地召到城市里来。这些人因学堂而与“中外历史”、“中外地理”、“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天文地质”、“地文地质”、“博物学”、“兵事学”、“理化”、“法政”、“财政”、“东文”、“英文”、“俄文”、“法文”等等结缘。28 由此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细亚都是来源于西学的新知。但时当 20 世纪初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城市的，它们与农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因此，读书的过程便会成为疏离农村的过程。同这些东西相比，晚清最后十年滚动于文字之中的思想潮流与农村社会更加疏离。然而弄潮于沤浪之间的，则大半都是学堂中人。其间的潮头健儿常常是热心人与优秀者。历史学家顾颉刚后来以疑古成名，但当他在苏州读书的时候却还不知道世间事之可疑和应疑，并因之而非常容易地被思想潮流卷入江亢虎的社会党，做了一个认真的信徒。他多年之后说当日曲折，以第三人称的笔法追叙过一段祖孙对话，非常传神地描绘了潮流中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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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热心于新社会的开创，（顾颉刚）常常工作到半夜。祖母问他：“你忙的什么？”他说：“要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的社会。”祖母说：“既经没有家庭，把我放在那里？”他说：“请你住在养老院。”这一句话触犯了她，禁不住大怒道：“我这般喜欢你，你竟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去过活，成什么话！”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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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不是从内地和农村走向城市的。但他身在学堂而为潮流所牵引的思想经历则写照了一种知识人共有的社会相，20 世纪初的学堂中人大半都可以从那里照出自己的青春面容。顾颉刚学来的那一套道理他祖母全不能懂，然而他的祖母却代表了中国人的多数。这种祖孙之间的不可沟通，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那个时候的思想潮流总是走在多数人的前面。十年之间，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天演大同、拒俄运动、抵制美货都是先起于报馆和学堂最多的城市，而后由一个城市传向另一个城市。呼声起于城市，回声也起于城市。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社会则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犹如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思想潮流使知识人急速地趋近于演变中的世界和正在重造的中国，两者都以城市为自己的天地。然而近代化过程已经使城市与农村分离，前者用来达意的语言常常是后者陌生的。因此，为思想潮流所吸引的知识人便不能不与农村社会越来越疏，越来越远。旧日的士人从农村起程远走，他们大半都会回来。但为学堂召去的读书人一经从农村走入城市，却大半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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