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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法关系不无温情的一面相比照，资本主义制度显露出更多赤裸的冷酷无情。由此激生的义愤，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批判资本主义的直接导因之一。但义愤半是情感和意气，它们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说明未来。以新思潮初起时的激越与朦胧为反衬，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理性的深邃。它从剖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开始，不仅显露了这个过程里的血污，而且指述了这个过程为社会主义的出现所提供的种种物质前提。于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的直接催生物。由批判开始的理论脉络以一种法则的形式井然有序地描画出人类社会在进化中的代谢。因此，它不仅能够说明历史，而且能够说明未来。社会主义用进化连接了历史和未来，对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就开始呼吸于进化论氤氲里的中国人来说，进化正是熟闻已久、容易理解的东西。他们常常从这里引发推理和思考。陈独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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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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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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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的历史观，系进步的历史观，我们做人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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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金时代”比称社会主义，无疑是借用形象的色彩写出了进化的理想境界。虽说社会主义来到中国之后，曾以阶级论的出场宣告了进化论时代的终结，但方其初始，由进化论派生的观念和影响却真实地充当过中国人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介物。由于先行思想形成的中介提供了渡筏，后起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说才能够富有顺序感地接续近代思想的历史发展，成为有过民主主义经历的激进知识分子们的拳拳服膺之义。在思想与思想的接续中，有着八十年西学东渐的过程为社会主义传来预作铺垫的痕迹。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立论，这无疑是一种矛盾。然而，在一个自然经济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里，这种矛盾的思想现象又独异地助成过社会主义由外来向内在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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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化相类的另一个观念是科学。1919 年冬，杨匏安作《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赞叹“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15 此后，这一类文字日见增多。恩格斯叙述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这些内容渐次传入中国之后，就形成了倾心于新学理的知识分子们以科学名社会主义的热烈议论。比之社会主义，科学本是更早地渗入和影响近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观念。它以自己的渗入和影响改变了古旧的社会思想，又在这个过程中被多方衍发而成为舆论界的熟识之物。胡适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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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十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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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是一个约数。其间的高峰应当开始于科学以“赛先生”之名掀动天下的时代里。由于新文化运动扬沙卷沫，波潮漫溢，被涌举着的科学已骎骎乎越出了声光化电的范围，先后与“国故”、“宗教”、“神道”、“美学”、“小说”、“哲学”、“文学建设”、“美术”、“人生观”、“诗”、“方法论”、“文化运动”、“现今社会”、“革命思潮”、“东西文化”、“实际生活”等等联结为种种富有创意的论题，多方面地为中国人评判是非、真假、善恶。由此发生的广义化，促成了以知识体系为本义的科学向价值体系的演变。在这个过程里，一方面是传统的精神权威因排孔巨潮的撞击而分崩离析；一方面是广义化的科学观念迅速地走入前者留下的思想空隙。在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里，科学几乎成为一种新的权威。近代中国最先倾慕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多半是刚刚接受过“赛先生”洗礼的新文化运动前驱者，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与科学之间既有着时间上的继起性，又有着学理上的并存性。两者的连接，不仅仅移入了一个欧洲传来的现成概念，而且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新文化运动培育出来的全部体验。他们常常带着这种体验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陈独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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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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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以称述马克思的那些词和句未必具有十足的精确性和切当性，然而他的言论又本色地表现了那个时候初学社会主义的人们崇信马克思与崇信科学的同一。自从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以来，被称为真理的东西曾多少显示过彼此之间的多样性。但时至新文化运动后期，科学已普遍地被世人看作是真理的唯一准尺。准尺的唯一性决定了真理的唯一性。因此，以科学名社会主义虽然自有本来的语义，而更多的中国人则常常会从这里体会到科学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直接的认同和印证。马克思和“赛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由那一代人的具体经历所形成的。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思想的传播总是不可绕越地要穿过历史的具体性，并因之而带上历史的具体性，由于科学认同和印证了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便非常自然地会从学理中获取高昂的信念，并因高昂的信念而发为磅礴的气概。在他们的言论之中，常常流泻出一种真理在手的锋利和刻直。1921 年初，远在法国蒙达尼的蔡和森致书陈独秀说：“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18 可谓字字倔强，摸之有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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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科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线相通，显示了西学东渐向前延伸的思想史迹。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之中，每一种传来的西学又都是以其直接感应现实的一面而与中国人心心相印的。瞿秋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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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的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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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为社会主义行云布雨的常常是阶级矛盾；在中国，最先与社会主义直接感应的则是民族矛盾。以后者比前者，显出来的是一种历史造成的独特。当欧战还在烽火弥天的时候，中国曾经列名于后来战胜的一方。忧国忧时的人们因之而在战争结束之后怀着一腔希望欢呼过“公理战胜强权”。但中国最终得到的并不是公理，而是巴黎和会上列强交易之后的操刀一割。与二十多年前甲午战争失败带来的勒逼相比，这个事实包含着更多直露的强霸性。所谓“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化的况味”，正是直面强霸性所产生的大悟。其中既多愤激，也多透彻。19 世纪的中国人曾用“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20 来形容西洋和东洋岌岌乎迫来的外患，他们在四顾东西南北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概括俄、英、法、日的东西，其历历而数之的排比，表达的是形象性和具体性。但 20 世纪传来的“帝国主义”（也称“军国主义”）一词却以理论思维概括了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矛盾。八十年以来民族创痛凝积出来的愤怒因此而贯注地汇集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超越国界的过程中成为帝国主义，对于久受民族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学说易于亲近的一面正在于它以资本主义的末路预示了帝国主义的末路。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可以寄托民族自强的天际曙色。于是，民族自强的耿耿之想便成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理由之一。李达与梁启超论辩之际，明白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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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想要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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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近的时间里，李大钊也表达过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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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远走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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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辞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理想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在他们身上的交相汇融。作为一个影响过几代人的观念，“追踪欧美日本”之想本是中国人心中久已有之的东西。它催生过变法的康有为，也催生过革命的孙中山。民族矛盾的围箍逼迫，以其沉重的压力和剧烈的痛楚使民族自强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主题。在这一点上，后起的社会主义者们与先行的上一代人之间无疑保留着心路相通的一面。然而上一代人选择的是效法欧美日本以“追踪欧美日本”，他们沿着这条路朝资本主义急急赶去，但换来的是颠连跌仆，学生老是被先生踩在脚下。后起的社会主义者们多半目睹过这个苦难的历程，因此，当他们继迹于追踪欧美日本之途的时候，他们用社会主义重新诠释了“追踪欧美日本”。1921 年，陈独秀在一封信里提到欧美日本，挟着明显的蔑视和诅咒历数其“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然后对比说：“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23 比之李达和李大钊，陈独秀把欧美日本与资本主义视作一体的批评里交织着更加强烈的民族积愤。民族自强的内容和意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他们的面前，张东荪和梁启超以资本主义立国的言论既是学理上不能相容的，又是情感上不能相容的。社会主义理论化出了一条“兼程并力”的捷路，使落后的中国无须效法欧美日本就能够昂头走到欧美日本的前头去。对于刚刚被巴黎和会血淋淋地撕开了民族创口的中国人来说，它所带来的历史震荡是文辞所无法阻遏的。于是，在反帝爱国运动巨浸接天之后，社会主义便挟着涛声和雷鸣，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万窍怒号于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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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搅动了西方那半个世界。由战争催发的思潮巨变却越过重洋，把民族自强的旧论题和社会改造的新论题同时推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前与心头。两者本来各有自己的内涵，但在 20 年代初期，它们都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劲捷地走向社会主义，并因之而获得了同一。随后，思想潮流急遽地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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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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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论辩初起之际，拥护马克思的人们着力阐扬的是理论内含的普遍真理和直接可行性。但当思想潮流开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之后，理论便会面对国情。最初被简化了的东西，这个时候却不能不成为进一步论说的题中应有之义。1923 年 9 月，瞿秋白作《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以富有思辨色彩的文字写出近代中国社会与欧西比照而显现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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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法社会的皇帝制度破败之后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权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已经处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观念受枪炮、飞机、潜艇、新银行团的恐吓，方才烟消云散，想建立“民族国家”，然而欧美各大民族国家却已显然表露他们是“阶级国家”。中国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开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崩坏的时期。于是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状况。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而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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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们简捷高亢的言论相比，瞿秋白解说民权主义的这一段话无疑体现了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重估。由此，曾被激烈批判过的东西在审视之后又获得了可以说明的合理性。重估资本主义，有点像是朝着张东荪和梁启超回归。但穿透表象，可以看到的正是理论朝着国情的回归。这个过程带来了更多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复杂和牵缠纠结：“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是由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所限定的；“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又是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被造就出来的。于是，一面是中国人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一面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应有的行程还没有走完，两者各自据有自己的理由，昭示了一种历史作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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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成了矛盾，然而历史的发展又只有在矛盾的统一中才能够实现。“五四”后三十年，共产党人因此而面临着没有成法可以取用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一方面，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开来；另一方面，又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连起来。前一种制约来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后一种制约来自革命过程的连续性。在两种制约之间寻求中国革命的制胜之路，不能不是一个从深度上超越社会主义讨论的艰辛历程。但就认识自身的历史递续而言，社会主义讨论所强调过的观念又已为后来的过程留下了既定的思想环境，并常常会被带入后来的过程之中。因此，深化和超越与曲折盘陀相伴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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