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5970 从社会主义讨论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就已经发露出一种易见的急迫：“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什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25 虽说其间不无因时而发的忿激，但细看历史，则这种急迫中蕴结的社会内容比忿激要深沉得多。近代中国久处逼来的剧变之中，又久处进化的迂缓蹭蹬之中。旧的社会形态因剧变而日趋解体，新的社会形态却迟迟没有在剧变中长成。由于两头不到岸，这个过程所产生的阵痛遂不能不长久地绵延郁积，酿发急迫。这种由苦痛酿成的急迫是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一个突出特点。20 世纪初头，相信“吾国立宪，则盛强可立致”的人们与相信“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不足言”26 的人们曾各抱宗旨，作旷日持久之辩。然而“盛强可立致”和“法美不足言”又非常相像地表达了近代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营造出来的急迫。后起的社会主义者沿接了八十年来的新陈代谢，他们也会再现同一个历史环境营造出来的急迫。曾经以理性的思辨分析过中国社会具体状貌的瞿秋白，在后来的岁月中同样受此感染，愤怒地以意志召唤革命的大波。他用自己起伏的思想轨迹，反映了创造历史的人们同时又受到历史支配的事实。但是，再现于社会主义者身上的急迫已经不是一种率意直露之物了。它们常常与理论和模式纠织在一起，并因此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从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苏俄便是这个学说唯一的一个可供观摩的对象。在一个新潮初起的时代里，传播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能不从强调理论的普遍性开头；又不能不借助于苏俄的具体性来领会理论的普遍性。他们沿着这条路而入门，然而这条路也养成了一种用俄国人的方式思考中国问题的惯性。这种惯性带来了理论的模式化；也使成功的榜样引发见贤思齐之想，催人不知不觉地总想跨过脚下的崎岖和漫长。当大革命的波涛在血泊中落潮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是不断逼来的屠戮围剿，于是，由历史环境作育出来的急迫便在十年内战中接连形成了牵动四面八方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这个过程日益强烈地表现出直接取法苏俄的意向；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和政策被模式化的理论推动着，匆忙地进入民主革命的行程之中；又在失败后留下了一片茫然。从社会历史中产生的急迫依附于理论和模式超越了国情，但是，被急迫所放大的理论和模式却因此而变得偏枯。其结果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分不开来，也接不起来。从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一般性、共性开始的人们在实践的颠簸起落中经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具体性、个性，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成为新陈代谢中的一个历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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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2 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迹并不直接地发端于社会主义讨论，但它所回答的问题却解开了社会主义讨论没有解开的一个结。从 20 年代末期到 30 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拓开的则是一种切近历史和现状的理论深度。192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概括社会历史环境的时候具有作始意义地表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意思。但溯其由来，这种概括和表达本是共产国际与列宁启导的结果。来自启导的东西需要消化，而随后开始的国民革命则使人们还来不及消化就走入了热浪滚滚的时代洪波。因此，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正是以迟来的反刍补足了思想自身在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中应有的一个环节。这个过程既多论争，也多探求。身当其间而以文化事业为分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廓清误说而多方面地涉及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历史；由此产生的论述不仅是对列宁的解说，而且包含着多量具体思考之后的具体心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说因之而变得内涵丰富，有血有肉，并对众多的中国人发生了久远的影响。与社会主义讨论相比，迟起的社会性质论战无疑更专注于说明中国本身的实貌。围绕这个题目的理论阐述，已经淡化了 20 年代初期曾经有过的那种生涩和抽象。稍后，连类而起的还有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它们的集中出现和相互汇流，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在化。在同一个时间里，转战于南方农村的共产党人则沿着武装斗争的艰难路途而贴近国情。他们是理论的实践者，并常常在实践的起落里付出自己的鲜血。因此，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直接地倾听实践的呼声。革命在内战中寻求发展，内战又以其不可回避的激烈性和残酷性验测了理论和国情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成功和失败，系结着生死存亡的沉重压力，比之读来的文章，它们给人的感受当然要深刻得多，也强烈得多。亲历武装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会积累体验，也会引发思索，使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不能不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去咀嚼来自理论的蕴义，并透过章句绎取谛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著述富有创见地汇融了中国革命中的一般与具体、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它们和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言论表现了历史的共鸣和呼应，但又更加鲜明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这种自觉贯注于理论的再创造。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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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4 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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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6 由中国人所创造的“新的东西”，是“拿中国做中心”28 而获得的一种真知。它们产生于国情对于成说和范式的修正与丰富之中。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里派生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在社会主义讨论过去了长长的岁月之后，这个学说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提和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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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8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明白地指显了自己与“五四”前八十年历史在同一个主题之下的连续。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为元本，同样明白地指显了自己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时代变迁中的代谢。“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社会主义前途，承认了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同时又压抑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面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一面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导。”29 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被分了开来，又被连了起来，由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作成的独特矛盾因之而获得了理论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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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80 历史现象常常是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才会显得清晰。以新民主主义学说反观社会主义讨论，可以看到：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与张东荪、梁启超之间的分异，是一种只能用辩证思维才能解决的对立。但辩证思维的成熟却是后来认识深化的结果。因此，当日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李达在三十年后重提旧时文章，自认“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30 当然，幼稚并不是丑陋。它记录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初起时的真实痕迹。后来超越了这个阶段的人们多半是以此为起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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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82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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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84 1 《西国近事汇编》，1877 年卷二、1874 年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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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86 2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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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88 3 《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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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90 4 同上书，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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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92 5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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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94 6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九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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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96 7 《贫民救济问题》，《曙光》一卷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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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98 8 《邵力子文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528、5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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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00 9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三卷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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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02 10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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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04 11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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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06 12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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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08 13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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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10 14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6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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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12 1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下册，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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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14 16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册，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 年版，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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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16 1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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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6018 18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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