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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样，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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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说文解字》）。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已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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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群书治要·汉书》中说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意即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们设立大学以教化于国都；设立庠序（地方学校）以教化于城镇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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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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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序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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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孝是靠老师来教导的，所以孝亲与尊师紧密联系在一起。老师所教导的孝包括：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群书治要·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以说，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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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保障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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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通过教育、考试、人才选拔、监察、法律、激励制度保障的。例如：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有：“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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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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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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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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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方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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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强调了“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群书治要·六韬》）“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群书治要·荀子》）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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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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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着重培养的是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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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恢复圣贤教育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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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是因为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东方忽视了圣贤教育所致。因此，温家宝总理说：“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今天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4）而要加强道德建设、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恢复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为内容的中华传统圣贤文化，把恢复中华圣贤教育放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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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家可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伦理道德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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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真正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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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民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五伦八德”的道德教育作为主修课或必修课，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上行而下效，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并且身体力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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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办班教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汤池的成功经验曾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山西大同市开发区国税局、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皓威五金制品厂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来自学校、政府机关、企业乃至监狱的成功例证，让我们更加坚信唯有恢复圣贤教育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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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要解决中国当前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必须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重点绝不是盲目推行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政治，而恰恰是通过政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改革，恢复中华传统圣贤教育，着重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文化断层、教育失误的问题。因为唯有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才能拯救人民心灵，化解冲突灾难，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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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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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金泰尔：《美德的追寻》，伦敦：Gerald Duckworth，1981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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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伦敦：Gerald Duckworth，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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