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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家宝：《讲真话 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201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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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家宝：《讲真话 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201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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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参考靳凤林主编《领导干部伦理课十三讲》第六讲《弘扬中华伦理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案例教学：以安徽庐江县汤池镇构建和谐社会为例》，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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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 《群书治要译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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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者，载籍之谓，道之所存也。古来圣哲，莫不以亲证之道，垂训后世，以佑子孙于长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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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然古之遗文，浩若烟海，若欲遍观，则如入海盘沙，不知何年方竟，若执持一端，则如盲者摸象，难概义理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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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太宗皇帝以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故命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旨，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弃其繁芜，择其精粹，呕心沥血数年，辑成《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奉赐王公大臣，以为镜鉴。太宗以先王之要道治国，贞观盛世长卷，由此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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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此圣典，没于唐末兵戎，后史均不见载。幸而传之东瀛，及至前清嘉庆年间，重返中土。然知者甚少，世人莫得一见，束之高阁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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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中华文明，大有复兴之势，后学众等，因缘殊胜，遇此圣典。深感此书若弘遍寰宇，于和谐世界决有大益。乃不揣浅陋，直下承当，注译此书，以图古圣先贤之教诲，人皆可得而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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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要》一书，虽为治国理政而编，然究其心要，实则以修身进德为本。故此书非唯身居高位者所当览，凡举世之人读之，皆可得殊胜利益也。盖国本乎人，人本乎德。人之性德，与生俱来，然为后天习染之所蔽，非有圣贤教化不能彰显，故古之明君贤臣，无不以教化为治国之要方。故《治要》节录群书，皆以修德为要，以任贤为径，以兴道德、存仁义为万世不更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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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要》体例，分经、史、子三部，以经为本，以史为鉴，以子为术，备举为政治国之纲目。更以兴衰治乱之史实，阐明崇德则昌，失德则亡之至理，指归趋吉避凶、求福远祸之通途。概览此书，知盛世明主，皆克己修德，朝乾夕惕，安不忘危，故能传国久远；末世昏君，淫乱败德，兹在享乐，鱼肉百姓，终致身灭国亡。忠直贤善之臣，为君国冒万死以直谏，悯黎民置性命于不顾，虽身陨百年，终载誉千秋，福荫子孙。奸佞邪恶之臣，谋私利以左道惑乱于上，掩恶行害忠良欺凌于下，虽骋势一时，终身败名裂，为世所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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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非一理乎。今世之人，得览此书，可不以此为鉴乎？以天下国家为虑，虽有一时交困，终必否极泰来。以自身得失为虑，虽得一时欢愉，终必乐极生悲。吾人欲得大乐，何不以修德为本耶？若反躬修德，何忧家不齐、国不治、天下不平耶？为政者修德，为万民之则，民敢不从乎？治家者修德，做一家表率，子孙敢不服乎？设若人人修德慕贤，则寰宇之太平，指日可待。盖太上以德化民，垂世万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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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要》一书，实乃古圣先贤之血脉，千年文明之精髓，于今世其益也深矣！是书失而复得，实乃我中华先祖德荫庇佑。昔太宗得此书，而大唐雄风遍及四海，光烁古今。传之东瀛，复创承和贞观之重雍袭熙之盛。及至于今，举世皆为近邻，寰球宛若村落，然世间灾难频发，天道失常，危机四起。究其根源，实由王道浸失，圣贤教化衰落所致！若欲挽世风于日下，转人心于浇薄，化灾祸为吉祥，开荡荡之王道，举巍巍之盛业，兴中华之文明，此书实为至宝也。然欲得真实利益，最极关键者，学者须于古圣先贤之遗教，断疑启信，躬身力行，方得受用。圣贤教化乃天地不变之理，百世常行之道，超越时空，亘古弥新。修学之要，端在“诚敬”二字。《曲礼》曰：“毋不敬。”诚与敬，千古相传之学，不越乎此。修身进德、利世济民、唯“诚敬”二字，方能圆成。若对先王之教毫无诚敬，纵遍览群籍，亦难获实益。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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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要》一书，原本五十卷，亡佚三卷，仅存四十七卷，幸其所录原著尚存，今特补录三卷，此书得以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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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如此之中华圣典，若能风行于世，则古圣先贤之教化可再兴，国家人才之盛可观也，如此，则我中华文明之复兴有望，天下苍生福泽利益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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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学习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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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于辛卯年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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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 译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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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是唐初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经、史、子，“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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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即时（亦称金泽即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采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此版即后来传世的元和本）。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日本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中土。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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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部著作利益更多人，我们这次对这部珍贵的著作进行注释和白话翻译，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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