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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然或困辱(1)而不均,厌抑(2)而失所(3),是以贤者或非其议,预(4)非其事,不着其陋(5),不嫌其卑,庶(6)贯一言而利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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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困辱:困窘和侮辱。(2)厌抑:压制。(3)失所:谓不得其应处之所。(4)预:参与;参加。(5)陋:目光短浅;见识不广。(6)庶:表示希望发生或出现某事,进行推测;但愿,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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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然而,有的做小臣的,因为不公平而困窘和受到侮辱,因人的压制而不能获得相应的官位。因此他们中有才能的人也会发表他所在位置不该发表的言论,也会参与他所在位置不该参与的事情,不会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见识不广,更不会顾忌自己地位卑微,只是期望能通过自己的一番言论而有利于某一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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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然以至轻至微,至疏至贱,干万乘之主(1),约以礼义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执政之臣,暴其所短,说合则裁,自若不当,则离祸害。或计不欲人知,事不从人豫,而己策谋适合,陈偶同上者,或显戮其身以神其计,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夺其策。盖关思(2)见杀于郑,韩非(3)受诛于秦,庞涓(4)刖孙膑(5)之足,魏齐(6)折应侯(7)之胁,斯又孤宦小臣所以为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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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干万乘之主:干,指冒犯。万乘之主,指大国的国君。(2)关思:春秋期间郑国的臣子。韩非《说难》记载: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3)韩非: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新郑是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4)庞涓: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42年,战国时期魏国大将。与孙膑同为鬼谷子学生,后兵败自杀。(5)孙膑: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16年,本名孙伯灵(山东孙氏,族谱可查),是中国战国时期军事家,汉族,山东-城人。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孙膑到魏,用刖刑(即砍去双脚),被齐国使者偷偷救回齐国,齐威王任他为军师。马陵之战,身居辎车,计杀庞涓,大败魏军。(6)魏齐:战国时魏国相国,门客魏人范雎随魏中大夫须贾使齐得到齐襄王的欣赏,须贾怀疑范雎与齐国有染,将这种情况告诉了魏相魏齐。魏齐盛怒笞范雎,后者诈死逃秦,后为秦相。秦王为范雎报仇向魏王索要魏齐人头。后魏齐自刎。(7)应侯:即范雎(?—前255年),也叫范且,字叔。战国时魏人。秦国历史上智谋深远、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公元前266年范雎拜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故号为应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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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然而,(做小臣的)虽然处在最轻微、最疏远、最低贱的位置上,(为了社稷和天下的安危)也要冒犯万乘的君主,用礼义的尺度来约束他,用行事的对错来匡扶他。对于违逆执政的大臣,揭露其执政的短处,有时说对了却没有任何改善,但如果说的时机不当,反而会给自己引来祸害。有的时候,自己的计谋并不为人所知,做事情也没有和他人商量,只是觉得自己的想法合适,自己陈述的想法一旦和在上位的偶尔相同,在上位的就会为了显示君主计谋的神奇而将其杀戮,在下位的也会因为嫉妒而抢夺他的计谋。这就是为何关思会在郑国被杀,韩非子会在秦国被诛,庞涓用计谋砍掉孙膑的双足,魏齐设计折断范应候的肋骨,由此可见做孤立无援的小臣的难处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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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小臣者,一当恪恭职司,出内惟允,造膝诡辞,执心审密(1),忠上爱主,媚不求奥灶(2)而已。若为苟若(若为苟若疑有误字)此,患为外人所弹,邪臣所嫉,以职近而言易,身亲而见信,奉公侠私之吏求害之以见直,怀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虽父子之间,犹不能明,况臣之于君而得之乎?故上官(3)毁屈平(4),爰盎(5)谮晁错(6),公孙(7)排主父(8),张汤陷严助,夫数子者,虽示纯德,亦亲近之臣所以为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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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造膝诡辞,执心审密:造膝,犹促膝。诡辞,“诡”通“危”。《蔡邕集》杨赐碑:“匡辅本朝,忠言嘉谋,造膝危辞,言听升纳,亦不敢宣,密识潜功,贻于帝躬,家无遗草,论者不见。”又郑固碑:“造膝佹辞。”危、佹与诡通。《文选傅亮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将军表》吕延济注:“造膝,谓近天子,纳谏言也。”执心,谓心志专一坚定。(2)奥灶:喻当道贵宠。《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奥,内也,以喻近臣;灶以喻执政。”邢昺疏:“天以喻君,获犹得也。我道之行否由于时君,无求于众臣。如得罪于天,无所祷于众神。”(3)上官:指靳尚(?—前311年),生于四川纪郢,战国楚怀王侍臣。在正史中,靳尚是一个小人。王逸《离骚经序》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4)屈平:即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原为字,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忠事楚王,却屡遭排挤,最终投汨罗江而死。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5)爰盎:《史记》作袁盎,《汉书》作爰盎。字丝,汉朝楚人,个性刚直,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曾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七国之乱平定后,被封为太常,显贵异常。(6)晁错:公元前200年至前154年在世,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7)公孙:西汉丞相公孙贺,汉武帝时,曾七任将军,两次封侯,官拜丞相,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率军参加了三次重大战役,战功显著,成为一代著名的抗击匈奴将领。(8)主父:指主父偃,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流转多国未受礼遇。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9)张汤:生年不详,卒于前115年,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喜法律,用法主张严峻。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后遭构陷,被强令自杀。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不失为古代廉吏。(10)严助:生年不详,卒于前122年,西汉会稽郡吴县人,又说为由拳(今嘉兴)人。严忌之子,也有人说他是严忌的族子。本名庄助,《汉书》为避东汉明帝刘庄的讳,把庄助改称严助。汉武帝建元元年,郡举贤良方正,深受武帝赏识,擢为中大夫。常与东方朔、司马相如、吾丘寿王等大臣商辩朝政,撰写文稿,最得武帝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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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做小臣的,一上任就应当恪尽职守、恭恭敬敬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出入办事都要公允诚实;向君主促膝直言,勇于纳谏;心志要专一坚定,谋事要详尽严密;忠诚于自己的上级和君主,不以谄媚的方式去接近当权的近臣。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则又有被人弹劾的隐患,或被邪臣所嫉妒。尤其是在君主身边的邪臣,由于在君主身边工作而方便说话,容易得到君主的信任,那些表面奉公实际却图谋私利的官吏,就会谋害其以示自己的正直;那些心怀邪念的奸臣,就会设法除掉其以示自己的忠心。这么说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事实上却一点也不为过。即使是父子至亲,有时也有话说不明的地方,臣子和君主要做到契合又谈何容易呢?所以,上官大夫诋毁屈原,爰盎诬陷晁错,公孙贺排挤主父偃,张汤陷害严助。这几位大臣,都有纯正的德行(却遭遇如此非难),可见做近臣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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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外臣者,尽力致死,其义一也。不以远而自外,疏而自简,亲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兴利除害,安危定乱,虽违本朝之议,诡常法之道,陈之于主,行之于身,志于忠上济事,忧公无私,善否之间,在已典主(1)可也。然患为左右所轻重(2),贵臣所壅制,或逆而毁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谮之,使不得其所。吴起(3)见毁于魏,李牧(4)见杀于赵,乐毅(5)见谗于燕,章邯(6)畏诛于秦,斯又外臣所以为危也。此举梗槩耳,曲折纤妙,岂可得备论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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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典主:掌管,统理。(2)轻重:谓左右、影响事物。(3)吴起:生于约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4)李牧: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29年,嬴姓,李氏,名牧。战国时期赵国柏人(今邢台市隆尧县人),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官至赵国相,大将,受封赵国武安君。战功显赫,生平未尝一败,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后被人谋害致死。(5)乐毅: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生卒年不详,战国军事家,汉族,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后裔。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后遭构陷逃往赵国。(6)章邯:秦末著名军事家,上将军。秦二世时任少府,为秦朝的军事支柱,秦王朝最后一员大将。巨鹿之战中被项羽击败,漳污之战中再次被项羽击败而投降,随项羽入关,封雍王。楚汉战争中,汉王元年(前206年)八月,与刘邦军屡战不利,退保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二年六月,城破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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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在京城之外做官的臣子,也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理是一样的。不能够因为自己距离朝廷较远而把自己当成外人,不能够因为同君主接触较少而简化自己的职责。凡是自己亲自管理且负责的事情,只要能够对百姓有利,能够为民除害,安危定乱,哪怕违背朝廷的主张,不符合常规的程式,也要把意见陈述给君主后,自己努力去实施,这样做志在忠于君主、成就事业,心里念念存有公心,没有丝毫私念。善恶好坏之间,由自己掌管统筹还可以。然而,令人忧患的是会被君主身边的人说长道短,要么被显贵之臣堵塞言路,要么对其进行毁谤不让君主采用,要么君主采用后从中作梗使事情无法办成功,要么事情办成后谗言讥毁使其不能成就。吴起在魏国被诽谤,李牧在赵国被杀,乐毅在燕国被诋毁,章邯在秦国常常担心被诛杀,可见做外臣的处境是多么危险。这只是举出其中的大概,其中的曲折和细微之处,怎么能够说得详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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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旧无,补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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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治本》的标题原无,现今根据文意所加。治本,意即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此篇共两段,第一段主要讲述了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在于道德和刑罚并用,并举出三皇、五帝、五霸、秦朝的例子来说明用德和用刑治国的明显差别。重点强调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第二段则强调君主应有励精图治的精神,只要用心理政,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并说明善于治国者,重在能够反躬自省,注重自身的修养,自己修好身后,国家自然就会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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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治国之本(2)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3)也。刑德相半者,三王(4)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5)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达专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当其德,禄必使当其功,官必使当其能,此三者,治乱之本也。位当其德,则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禄当其功,则有劳者劝,无劳者慕。未之有也(未之有也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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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治本:《群书治要》原文连属上篇,审观之,别是一篇也。篇名应为《治本》。(2)本:事物的根基或主体。(3)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4)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又指夏禹、商汤、周武王。(5)五霸:指春秋五霸。《孟子》中指春秋时代的五个国君而言,包括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公。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不过其中的秦穆公、宋襄公并未成为中原霸主。《荀子》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伯”。从春秋的历史状况看,此说较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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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治理国家的根本大道有两条,就是刑罚和道德。两者需要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上天以阴阳形成光阴,君主以刑德成就大治。因此,即使是圣人来治理国家,也不能偏用其一。重视道德,很少用刑罚的,是五帝;刑罚和道德各取一半的,是三王;用刑罚较多,而道德很少的,是五霸;完全采用刑罚来治理国家而导致政权快速毁灭的,是秦朝。所以,一个君王要让天下达到大治,就一定要用好刑和德的权柄,视其德行来赐予其相应的地位,视其功劳来赐予其相应的俸禄,视其才能来赐予其相应的官职。这三条,是让天下大治或大乱的根本啊。根据德行来赐予地位,那么,有贤德的人就会居于上位,道德败坏的人就会居于下位;根据功劳来赐予俸禄,那么有功劳的人就会得到鼓励,没有功劳的人就会朝此努力。能够做到这样,而国家未能得到大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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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凡国无常治,亦无常乱,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乱。后之国土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后之有也。而禹独以安,幽、厉独以危,斯不易天地,异人民,欲与不欲也。吴阪之马,庸夫统衔则为弊乘,伯乐执辔(1)即为良骥,非马更异,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汤则为良民,遭桀、纣则为凶顽,治使然也。故善治国者,不尤斯民而罪诸己,不责诸下而求诸身。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长民治国之本在身。故詹何(2)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也。”若詹者,可谓知治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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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执辔:辔,音配,谓手持马缰驾车,引申为驾驭。(2)詹何:战国时哲学家、术士。楚庄王问詹何治国之事见《列子·说符》。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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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任何一个国家,不会有永久的大治,也不会有永久的大乱,只要励精图治就一定能够治理好。如果不励精图治,必然会发生大乱。后世的国土和人民,也是前代所拥有的,前代所拥有的,也是后世所拥有的。(拥有同样的条件)大禹让天下安定和谐,周幽王、周厉王却让天下垂危。天地和人民并没有改变,只是一个想励精图治一个不想励精图治的差别而已啊。吴阪这个地方的马,如果让无能的人来驾驭,就成了劣马;如果让伯乐来驾驭,就成了良驹。可见并不是马的不同,而是驾驭者的不同啊。教育人民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百姓遇到大禹和汤王这样的圣君则是良民,遇到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暴君则成了暴民,这就是不同的治理者所造成的啊。所以,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不会怪罪自己的百姓,而是反省自己的过失。不会斥责自己的部下,而会反求诸己。《易传》上说:大禹和商汤反省自己,其治理的天下兴旺蓬勃,夏桀和商纣归罪他人,其天下也就很快消亡了。由此可见,教导民众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主修己之身啊。所以詹何说:从来没有过君主修身很好而国家大乱的。像詹何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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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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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政务,即处理政事。这一段作者桓范指出,为政之务,务在正身。桓范认为,作为君主,修正己身是处理政务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教育民众。认为“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深刻说明为政的根本在于为政者修己之德。同时说明为政者还要减少扰民之事,这样国家才能实现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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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听其言而则(1)其行,故为政之务,务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应于彼。《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2)。”是以叶公(3)问政,孔子对曰:“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4)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5)于野。国无倾君,朝无邪吏,野无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务,务在节事(6),事节于上,则民有余力于下,下有余力,则无争讼之有乎民,民无争讼,则政无为而治,教不言而行(7)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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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则:仿效,效法。(2)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出自《诗·小雅·角弓》,意思是说,君主如何教育,百姓就会如何效仿。(3)叶公:即沉诸梁。芈姓,沉氏,名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约生于公元前529年。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为尹,故史称叶公。(4)教禁:教化和禁令。(5)僻:邪僻,意指品行不端。(6)节事:谓行事有节制,使合乎准则。《国语·越语下》:“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韦昭注:“节,制也。”(7)不言而行:不依靠语言。谓以德政感化人民。《老子》:“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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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无论是官吏对于君王,还是百姓对于官吏,无一不是听他怎么说,然后效仿他怎么做。所以,为政的根本要务,在于为政者正己之身。为政者在此处能够正己之身,民众就能够在彼处响应你。《诗经》上说:“你能够教育民众,民众就会效仿。”所以叶公向孔子求教为政之道,孔子恭敬地告诉他:“你能够带头行的正,您的百姓谁敢不正?”又说:“如果为政者能够正己之身,从事政事还有什么难的呢?如果为政者不能够正其自身,又怎么可能使别人正呢?所以,真正的君子来治理政务,把正己放在第一位,把教育和禁令放在第二位。做君王的能够在上位正己之身,则下面的官吏就不敢有不正的行为;做官吏的能够在下面正己之身,那么民众在乡野则不敢为非作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不正的君主,那么朝廷里就不会有奸邪的大臣,乡野就不会有品行不端的子民。如果这样,政治还不清明,那是从来没有有过的事情。”大凡为政的根本,在于行事有节制,在上位的能够行事有节制,则民众就有余财和余力;民众有余财和余力,民间就不会有争斗和争讼;民间没有了争讼,这样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教化能够不言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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