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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刑辟（1）之作，所从尚矣。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详慎（2）之者。以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断不属故也。夫尧、舜之明，犹惟刑之恤也。是以后圣制法，设三槐九棘之吏（3），肺石嘉石（4）之讯，然犹复三判，佥曰可杀，然后杀之。罚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故苟详、则死者不恨，生者不忿（5），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灾害不生，太平之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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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刑辟：刑法；刑律。（2）详慎：周详审慎。（3）三槐九棘之吏：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因以三槐喻三公。（4）肺石嘉石：肺石，古时设于朝廷门外的赤石，民有不平，得击石鸣冤，石形如肺，故名。嘉石，有纹理的石头，上古惩戒罪过较轻者时，于外朝门左立嘉石，命罪人坐在石上示众，并使其思善改过。（5）忿：愤怒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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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刑罚和法律的创制，已经由来以久。圣人通过它让天下得到大治，昏庸的人则通过它让天下大乱。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对使用刑罚和法律无一不是周详审慎地对待的。因为没有比人命更重要的了，一旦被处死则无法再复活，一旦被断头就不能再复原了。连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对于用刑都慎之又慎。因此，以后的圣人制定法律，设立了三九公卿的官吏，使用肺石、嘉石等审讯方法，然后重复审判三次，都认为可以处死后，方才处死罪犯。在处置罪犯时若有丝毫的疑惑，就会从轻处置，其对用刑的详细谨慎可以说到了极点。如果能够做到如此的详细审慎，那么被判死刑的人就不会产生怨恨，活着的人也不会感到愤怒。人民没有了愤怒和怨恨，就不会产生灾害，没有灾害，天下就达到太平大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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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以圣主用其刑也，详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众，明刑（1）至于无刑，善杀至于无杀，此之谓矣。夫暗乱之主，用刑弥繁（2），而犯之者益多，而杀之者弥众，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详而行之不必（3）也。不详则罪不值，所罪不值则当死反生，不必则令有所亏，令有所亏则刑罚不齐矣。失此二者，虽日用五刑（4），而民犹轻犯之，故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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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明刑：严明刑罚。（2）弥繁：弥，更加，繁。众多。（3）必：标准。（4）五刑：古代的五种刑罚，通常指墨、劓、刖、宫、大辟，也指笞、杖、徒、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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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因此圣明的君主使用刑罚，都是详审之后才执行，目的是要使得民众触犯刑罚的人少，畏惧刑罚而不敢触犯的人多，从严明刑法到不需要使用刑法，从善用杀戮到不需要进行杀戮，这正是圣明的君主使用刑罚的真正意思。而昏乱的君主，越是频繁地使用刑罚，触犯的人就会日益增多，被杀戮的人越多，对刑罚产生怠慢的人也越来越多。这都是由于使用刑罚不是详察慎判，而执行刑罚太过随意所导致的啊。量刑不详则判罪不公平，判罪不公平则会让本该处死的人活了下来；执法太随意，就会让法律受到损害；法令受到损害，刑罚就难以做到公平。做不到这两点，哪怕每天用五种刑法，民众还是会轻易触犯刑法。所以胡乱使用刑罚，就会使得刑罚之外还会产生刑罚，盲目恶意地进行诛杀，这样的诛杀会导致更多的诛杀，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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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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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兵要，即用兵的要术。此篇节选了两段，第一段说明用兵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于民众，并指出：“战者，危事，兵者，凶器”。希望君主不要喜好运用它。同时也指出“不可忘战”，否则国家就会危险。第二段则说明民心是用兵取胜的根本，取得民心在于利民。而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并说明了帝者之兵和王者之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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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1），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遗后，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2），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故曰：“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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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利物：益于万物。《易·乾》：“利物足以和义。”孔颖达疏：“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2）反：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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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圣人用兵，目的在于有益于万物，而不是让万物受害，为的是用它来拯救危亡，而不是用它危害生存。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队。然而，因为战争毕竟是危险的事情，武器毕竟是凶器，不能任凭人的喜好而使用它。因此制定法则留给后人，命令将军出征，即使打败敌军胜利归来，也要举行丧礼，以此表明这不值得快乐。所以说好战的国家会自取灭亡，忘记战争的国家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只有不好战也不忘记战争的国家，才可以成为天下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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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兵之要，在于修政（1），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2）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故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臣民不附，汤、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众者，善政（3）之谓也。善政者恤民（4）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内，兵强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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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修政：修明政教。《管子·大匡》：“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2）利：作动词，使有利。（3）善政：清明的政治；良好的政令。《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4）恤民：谓忧虑人民的疾苦。《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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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用兵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教；修明政教的关键，在于得到民心；要得到民心，在于让百姓得到利益；使百姓得到利益的关键，在于用仁爱之心爱护他们，用道德仁义来治理他们。所以说，驾车的六匹马如果不互相配合，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驾驭马车跑得很远；没有大臣和民众的拥护，即使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够建功立业。所以说用兵的关键在于得到民心；得到民心，可以说就是清明的政治了。清明的政治，就是能够忧虑人民的疾苦和忧患，除掉民众的灾祸而已。所以，对内如果能够做到政治清明，对外军队就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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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历观古今用兵之败，非鼓之日也，民心离散，素行（1）豫（2）败也。用兵之胜，非阵之朝也，民心亲附，素行豫胜也。故法（3）天之道，履（4）地之德，尽人之和，君臣辑穆（5），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赏罚未施，消奸慝（6）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7），此帝者之兵也。德以为卒，威以为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8）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民乐为之死，将乐为之亡，师不越境，旅不涉场，而敌人稽颡（9），此王者之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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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素行：平素的行为。（2）豫：预先，事先。通“预”。（3）法：效法。（4）履：实行。（5）辑穆：和睦。（6）奸慝：亦作“奸匿”，指奸恶的人。（7）殊俗：风俗、习俗不同。（8）恺悌：亦作“恺弟”，和乐平易。《左传·僖公十二年》：“《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杜预注：“恺，乐也；悌，易也。”（9）稽颡：古代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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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纵观古往今来用兵失败者，并非败在击鼓的当日，而是民心早已离散，平素的行为就已经显示出失败的征兆了。用兵获得胜利的，并非胜在两军对阵的那一日，而是民心拥护，平素的行为就显示出胜利的征兆了。所以效法天道、履行地德，尽用人和，君臣和睦，上下一心，不需要用什么盟誓，也不需要采取什么赏罚的措施，就能够将奸诈邪恶的人消灭于萌芽的状态，让凶邪之人受到风俗的影响而回归本善，这是五帝的用兵之道。以德行作为士兵，以威信作为辅助，按照仁义道德的标准来行事，执行和乐平易的命令，开辟土地种植五谷，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赏罚严明，遵守誓言和盟约，民众就乐于为国捐躯，将军就乐于以身殉国，军队不用越过国境，士兵不用抵达战场，敌军就心悦诚服地投降了，这才是真正的王者之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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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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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辨能，即辨别人的才能。要想治理好政事，必须懂得辨别和使用人才。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一段作者指出，当时的官吏不能公正地考察人才，只是听从虚誉之词，导致趋炎附势，结党营私的小人当政。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官场用人的乱象，同时也是从反面提醒，辨别人才不能只听外在的名誉，而要详细谨慎地考察一个人。德行和能力均没有缺陷的人，才能够给予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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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商鞅（1）、申（2）、韩（3）之徒，其能也，贵尚谲诈，务行苛克，则伊尹（4）、周（5）、邵（6）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有可取焉。宁成（7）、郅都（8）辈，放商、韩之治，专以残暴为能，然其抑强抚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趣（9）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辨（10），但使官无谴负（11）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寃，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而俗犹共言其能执政者，选用不废者，何也？为贵势之所持（12），人间之士（士字似衍）所称，听声用名者众，察实审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13）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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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商鞅：出生于约公元前395年，卒于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后遭猜忌车裂而死。（2）申：指申不害，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十九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3）韩：即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4）伊尹：商初大臣。（5）周：指周公。（6）邵：指邵公。（7）宁成：西汉酷吏。南阳穰人。（8）郅都：汉朝酷吏。见《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9）趣：通“趋”，趋向；奔向。（10）苟辨：犹诡辩，辨，通“辩”。（10）谴负：犹罪责。（11）持：引申为掌握；控制。（12）定：明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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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商鞅、申不害、韩非子这样的人，其才能重在使用各种奸诈的手段，办事推行苛刻之政。这样的人在伊尹、周公、邵公那里就是罪人了。然而，他们毕竟还能够明白君主尊贵、大臣卑微的道理，能够使得国家富裕、军队强大，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到了汉朝中兴的时候），宁成、郅都这些人，夸大商鞅、韩非子的治国方略，专门进行杀戮，以残暴为能。然而他们毕竟能够抑制豪强，避开私利，树立公心，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后世所谓有才能的人，就只是违背公家的法律，迎合私人的权势，荒废百姓的事务，趋附人间的私利；判决麻烦的案件、处理复杂的事务时，只是临时诡辨一下，只要不使官家受到谴责，或受到责任的拖累，根本不去理会民众的冤屈和叹息，这样的人又是申不害、韩非子、宁成、郅都一样的罪人了。然而一般人习惯上还是认为他们是有能力的人，执政者仍然选用而不废黜他们。这是为何呢？因为他们为权贵势要之人所保护，被世间一些读书人所称颂，听其名声用其名位的人多，而能够细致审察审核其能力的人少，因此在用人上对人才能力的分界线不能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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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定令长（1）之能者，守相（2）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3）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论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听浮游之誉，或受其戚党贵势之托，其整顿（其整顿当作整顿其）传舍，待望迎宾，听其请谒，供其私求，则行道之人（4）言其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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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令长：秦汉时治万户以上县者为令，不足万户者为长。后因以“令长”泛指县令。（2）守相：郡守和诸侯王之相。（3）州牧刺史：州牧，官名。古代指一州之长。（4）行道之人：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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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审定县令、县长能力的，是郡守和诸侯之相；审定郡守、诸侯之相能力的，是州牧、刺使。然而州牧、刺使这样的官吏，未必真的能够考察审定他们是否有能力，未必能够使得考评公平中正。有的委派手下的官吏去考察，结果只是在外面听取一些空虚不实的赞誉；有的则受到他们的亲戚朋党、权贵势力的委托。这些相关人等不是忙着整顿客舍，等待了望，迎接上宾，就是忙着接待拜访，许诺对方私下的请求。于是连无关的路人都可以尽说其能（作为他们升迁的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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