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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凡人臣之论，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贤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一民（1），物至能应（2），事起能辨（3），教化流于下，如影响之应形声，此贤主之臣也。内足以一民，外足以拒（4）难，民亲而士信之，身之所长，不以怫（5）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过事，能一心同力相与谏而正之，以解国之大患，成君之大荣，此中主之臣也。端悫而守法，一心以事君，君有过事虽不能正谏，其忧见于颜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贤主则从，以贤主之臣事庸主则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修之在己，而遭遇有时，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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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一民：统一民众。（2）应：对付。（3）：辨：处理。（4）拒：抵挡。（5）怫：音“费”，通“悖”，违反，逆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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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关于对臣子的评价，根据他侍奉君主的情况来分，有四类：有贤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从君主，下能统一民众，事情来了能应对，事件发生了能处理，对民众的教化往下传达，就像影子跟随身形、回声回应声音一样，这是贤主之臣；在内足以统一民心，对外足以抗拒灾难，百姓亲近他，士人信任他，不以自己的长处蒙蔽君主，不以自己的短处骗取功绩，这是明主之臣；君主有过错，能和其他大臣同心协力，共同进谏帮助他纠正错误，消除国家的重大隐患，成就君主的荣耀，这是中主之臣；正直诚实而遵守法规，一心一意侍奉君主，君主有过错，虽不能进谏帮助他改正，脸上也能显出忧色，这是庸主之臣。让庸主之臣去侍奉贤主则诸事顺利，让贤主之臣来侍奉平庸的君主则凶多吉少。古时那些能成就名声的臣子，都是先衡量君主是什么样的君主，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行动，因为修养在于自身，而要遇上明主却要靠机遇，因此古人常常空负稀世才华而悲伤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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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名不可以虚伪取也，不可以比周（1）争也。故君子务修诸内而让之于外，务积于身而处之以不足。夫为人臣，其犹土乎？万物载焉而不辞其重，水渎污焉而不辞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处，为臣之体也。若夫处大位，任大事，荷重权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者，其上莫如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不为管仲，即为鲍叔耳（2）；其次莫如广树而并进之，不为魏成子即为翟黄耳（3）。安有壅君蔽主专权之害哉？此事君之道，为臣之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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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比周：结党营私。（2）不为管仲，即为鲍叔耳：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鲍叔，春秋时齐国大夫，亦称“鲍叔牙”“鲍子”，以善于知人著称。鲍叔少年时与管仲友善，曾一同在南阳一带经商，相互十分了解。齐襄公时，鲍叔辅佐襄公弟公子小白。后因襄公为政无道，鲍叔知齐国将乱，即随公子小白逃奔莒国；管仲则随公子纠逃奔到鲁国。襄公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鲍叔为相，鲍叔辞谢，保举管仲，自己甘心做管仲的助手。后来齐国经管仲的改革，日渐富强，称霸诸侯。鲍叔死后，管仲在其墓前大哭不止，并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故后世言人之相知，誉称“管鲍”。（3）不为魏成子即为翟黄耳：《韩诗外传》卷三与《史记·魏世家》都载有魏文侯欲置相国之事。置相“非成（魏成子，即季成）则黄（翟黄）”，请李克一言而定去取。李克并不直接回答魏文侯的话，他说“夫观士也，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观矣”，并判断文侯选择魏成子为相。翟黄不服，对李克夸示几次荐人之功，李克说他无法与魏成子比。成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文侯“皆师友之”；而“子之所进五人，君皆臣之”。翟黄听后，愧服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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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声名不能靠虚假诡诈的手段获取，不能靠结党营私的途径争取。所以君子致力于对内修养自身对外谦恭礼让，致力于积累自身美德而时刻以自己德行不足来自处。做臣子的就像大地一样！大地承载万物，不因沉重而拒绝，被不洁之水污染，却不拒绝其流淌；草木在上面繁殖生长，却不据为己功，成就功德而不居功自傲，这是做臣子的基本准则。像那些在万乘之国身居高位、担当大任、掌管大权又想杜绝后患的臣子，最好的做法不如推荐贤才让位于能者，安心于其后，不做管仲，就做鲍叔牙。其次不如大范围地培养人才一起进献给君主，不做魏成子，就做翟黄。如能这样，怎么会有蒙蔽君主、独断专权而带来的祸害呢！这些是侍奉君主的正道，也是做臣子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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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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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这一部份作者论述了如何区分君子和小人。作者认为“行为”是两者的分界线，关键在于听从义的驱使还是听从利的指引，君子要谨慎取舍，君子的行为遵从道义，小人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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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行（1）也者，举趾（2）所由之径路（3）也，东西南北（4）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荣辱之皂白（5）也。由南则失北也，由东则失西矣，由乎利则失为君子，由乎义则失为小人，吉凶荣辱之所由生，义利为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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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行：足以表示品质的举止行动，此指一个人的做人处事的标准。（2）举趾：指举动。（3）径路：比喻处世行事的途径。（4）东南西北：比喻方向。（5）皂白：黑与白。多比喻非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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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一个人的处事标准，就是一个人所作所为所依循的途径，是对于人生方向的取舍，是君子小人的分界线，是吉凶荣辱的标志。选择向南就得舍弃北面，选择向东就得舍弃西面。听从于私利的驱使就失去了成为君子的机会，听从于道义的指引就不会堕落为小人。吉凶荣辱之所以产生，依从道义还是依从私利正是其产生的根源，依从道义就会吉祥，依从私利就有凶祸，因此君子对于取舍无比地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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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君子直道以耦世（1），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宽贤容众以为道，小人徼讦怀诈（2）以为智。君子下学而无常师，小人耻学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计有所守，智不务多，务行其所知，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则不然，心不在乎道义之经，口不吐乎训诰（3）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随转如流，不知所执，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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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直道以耦世：直道，犹正道。指确当的道理、准则。耦世，适应世俗。（2）徼讦怀诈：徼讦，揭人阴私。怀诈，心存欺诈。（3）训诰：《尚书》六体中训与诰的并称。训乃教导之词，诰则用于会同时的告诫，此处泛指训导告诫之类的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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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君子履行正道来适应世俗，小人靠邪行取悦他人以求容身；君子遮掩他人的过恶来长养自己的厚德善心，小人则毁谤败坏别人的美德以此来标榜自己；君子宽厚贤良能与各种人交往，并以此为道义，小人好揭人短心存欺诈，却自以为聪明；君子遇到人就不耻下问，没有固定的老师，小人以向别人请教为耻，还嘲弄侮辱那些没有能力的人，这也是君子与小人的一个分界线。君子心里有信念，谋划讲原则，不求自己知道的很多，而求自己知道的都能够落实；不求要做很多的事情，而务必弄清楚做这件事的理由；遇事坦然好像生来如此，行事积极好像生怕赶不上。小人就不是这样，小人心里想的不是伦理道德和圣贤经典，满口胡诌吐不出什么告诫勉励的言语，不选择贤人以求托付终身，不努力践行道义以求安定自身，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一生要干什么，这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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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君子之养其心，莫善于诚（1）。夫诚，君子所以怀万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诚者也。诚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纪（2）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以义应当（3），曲得其情（4），其唯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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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诚：《说文》：诚，信也。清曾国藩云：一念不生谓之诚。（2）纪：纲领；纲纪。（3）应当：谓应事得当。（4）曲得其情：曲，表敬之词。情，通“诚”，真诚，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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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诚”更重要的了。正因为有了“诚”，君子才能包容天下万物。天不言语可是人们推崇它的高远，地不言语可是人们推崇它的厚重，四季不言语可是人们期盼它的来临，是因为它们是至诚的。诚，是天地间最高的行为准则，也是君子必须坚持的操守。天地之间有纲纪，不诚就不能培育万物；君臣之间有道义，不诚就不能相处共事；父子之间有礼义，不诚就会疏远；夫妻之间有恩义，不诚就会分离；朋友结交有分寸，不诚就会断绝来往。遵循道义而应事得当，最终得到万物真诚的感应，这不是只有靠“诚”才能达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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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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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这部分作者论述了怎样为政的问题，他指出治理国家首先要运用仁德，其次是礼义。他还指出君主想要上令下达，最好是用仁道，并且指出为君者要以身作则修习德行，要慎重选择身边跟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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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孔子曰：“为政以德。”又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然则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1），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犹御马乎，正其衔勒（2），齐其辔策（3），均马力，和马心,故能不劳而极千里。善御民者，一（4）其德礼，正其百官，齐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从，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贵圣人者，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贵其随乱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是故上下亲而不离，道化流而不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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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太上养化：太上，本意是修养最高的人，指圣人。养化，致力于人心、风俗的转变、教化。（2）衔勒：马嚼口和马络头。（3）辔策：御马的缰绳和马鞭。（4）一：统一。（5）蕰：古同“蕴”，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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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孔子说：“治理政事应该德化天下。”又说：“用仁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义来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有廉耻之心，而且也会情愿接受治理。”既然这样，那么说仁德对于治理国家是最重要的了，而礼义列居第二。德和礼，是引导教化百姓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推行仁德形成感化，使百姓日益向善靠近却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向善行靠近），这是治理的上策。其次是使百姓互相谦让，辛勤劳作而不埋怨，这是治理的中策。最末才是严明法令，用物质利益来激励百姓向善，使百姓畏惧刑法而不敢胡作非为，这是治理的下策。那些善于治理天下的，他们治理天下不就像驾驭车马么？安正衔口笼头，准备好缰绳马鞭，使马均匀用力，和马配合默契，所以能行达千里而不劳累；善于统治百姓的人，用道德礼义统一民心，整治文武百官，使百姓齐心协力，民心平定，因此不需三令五申而百姓顺从，不必使用刑罚而天下太平。我们尊崇圣人的原因，不在于他能根据所犯罪行量刑处置，而在于他能事先防止祸害的产生。所以最高明的人这样治理国家：百姓如果犯有小罪，一定从中寻求善意之处来赦免他的过失；百姓如果犯有大罪，一定找出其中的原因，然后用仁德来辅助教化他，因此上下亲和而不离散，道德教化顺畅而不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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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1）瘖（2）而为大理（3），有不贵乎言也。师旷（4）盲而为太宰（5），有不贵乎见也。唯神化之为贵，是故圣王冕而前旒（6），所以蔽明，黈纩（7）充耳，所以掩聪也。观夫弊俗偷薄（8）之政，耳目以效聪明（9），设倚伏（10）以探民情，是为以军政虏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谓不识乎分（10）者矣。难哉！为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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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皋陶：亦作“皋繇”，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是虞舜时的司法官，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2）瘖：同“喑”，嗓子哑，不能出声，失音。（3）大理：掌刑法的官。（4）师旷（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33年）：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时著名乐师。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曾为晋大夫，亦称晋野，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5）太宰：中国古代官职，在不同的朝代职责和地位不同。西周时开始设置太宰，也叫大冢宰，或大宰，即冢宰的首领。太宰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六种典籍，用来辅佐国王治理国家。”其中六种典籍是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可见当时的太宰是百官之首，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后来由于王室的衰落，太宰这个官职的重要性在春秋时期下降了许多，以致于被排除在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外。周朝之后太宰一职被停止使用。（6）旒：古代帝王礼帽前后悬垂的玉串，音“流”。（7）黈纩：黈，音头，三声，黄绵所制的小球。悬于冠冕之上，垂两耳旁，以示不欲妄听是非。（8）弊俗偷薄：弊俗，指风气败坏的社会。偷薄，浇薄，浮薄。（9）聪明：特指君主的视听。（10）倚伏：依存隐伏，此指暗探。（10）分：原则；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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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君主想要政令迅速推行下达，最好的办法是用仁道来施行。皋陶喉咙嘶哑，不能说话，却能担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一职，因为有时并不看重言语；师旷两眼失明却能担任太宰一职，因为有时并不看重视力，只有玄妙地潜移默化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圣明的君王所戴的冠冕前面悬垂玉串，是为了遮掩自己敏锐的视力；用黄绵塞住耳朵，是为了遮掩自己灵敏的听力。观察社会风气败坏、浇薄之风盛行之时的政事，为政者到处安插耳目来扩大视听，遍设暗探来探听民情，这是用军事手段来俘获他的百姓，却妄想百姓信任归顺他，这是连治国的基本原则都不明白啊。这样还想做好国君，实在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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