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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君尊严而威，高远而危，民者卑贱而恭，愚弱而神，恶之则国亡，爱之则国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1）而临官，不敢以其富贵骄人。有诸中而能图外，取诸身而能畅远，观一物而贯乎万者，以身为本也。夫欲知天之终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万之情，一人情是也，故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然上恐脱情字）后民乃从令，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从乎。故善政者，简而易行，则民不变；法存身而民象（2）之，则民不怨；近臣便嬖（3），百官因之而后达，则群臣自污也。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人主正则夫号令安得曲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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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南而坐。帝位面朝南，故代称帝位。（2）象：效法。（3）便嬖：能说会道，善于迎合的宠臣，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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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做君主的，尽管庄重严肃而威慑天下，但是却居高处远而充满危险；做百姓的，虽然地位卑下需恭敬有礼，愚昧软弱却有神奇的力量。君主厌恶百姓，国家就会灭亡；君主爱护百姓，国家就会生存发展。做君王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帝王坐北面南接受百官的朝拜，不敢因富贵就盛气凌人，能依据自己听到看到的东西考虑到其他事物，能凭借自身听到看到的东西推及到长远的事情，观察一事而能贯通万事，都是以自身为根本。想要知道天的开始与终结吗？今天这一天就是。今天是开始，也是终结。想要了解千千万万百姓的实情吗？了解一个人就了解了全部。自己喜好的，就是百姓所喜好的；自己憎恶的，就是百姓所憎恶的。所以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了解民情。了解民情然后百姓才会听从命令；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他人，百姓怎么不会听从命令呢？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政令简明容易推行，百姓就不生变乱；以身作则遵守法规，百姓就会竞相模仿也就不会埋怨。近臣巧言取宠，百官凭借他们而飞黄腾达，那众臣就会自甘堕落。因此国君一定要慎重选择身边跟随的人，身边的人正直国君就正直，如果国君正直。号令怎么会歪曲不畅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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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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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此篇主要论述如何执法。作者认为执法者须具有公心，只要是出于公心，用法或轻或重均无不可，但绝不可有私心。一有私心，用法过轻便会纵容奸邪，用法过重就会伤害善行。作者还认为伦理道德的教化比刑罚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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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天下大恶有五，而盗窃不豫焉。一曰心达而性险，二曰行僻而志坚，三曰言伪而辞辩，四曰记丑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泽（1）。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可以不诛，况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访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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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一曰至言泽：《孔子家语》一书作：一曰心逆而嶮。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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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天底下最大的恶行有五种，而盗窃不算在内！一是洞达事理而又用心险恶；二是行为怪僻而又不知悔改；三是言语虚妄而又善于狡辩；四是专记恶行而又大肆宣扬；五是随顺邪恶之事而且将其粉饰美化。这五种恶行，人只要有一种，就不可不杀，何况五种恶行兼而有之？将这样的人安放在身边，向他询问国事，国君还能够端正自身的，这种情况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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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淫逸盗窃（1），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之残之刻剥（2）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为暴者，公也。怨旷（3）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于法，我从而宽宥（4）之，虽及于刑，必加隐恻（5）焉，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约（6）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过重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今之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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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淫逸盗窃：淫逸，恣纵逸乐。盗窃，劫掠，偷窃。（2）刻剥：侵夺剥削。（3）怨旷：指女无夫，男无妻。（4）宽宥：宽容；饶恕。宥，音“又”。（5）隐恻：恻隐，怜悯、同情。（6）约：少；省减；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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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邪恶放纵偷盗等行径是百姓憎恨的。君主因而对他们用刑，残损他们的身体、对他们进行侵夺剥削，即使处罚过度，百姓也并不认为我残暴，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君主是出于公心；孤单寂寞、饥饿、寒冷等遭遇也是百姓所不情愿的。为了逃离这些，不慎触犯法律，君主因而饶恕他们、宽容他们，即使到了非用刑不可的地步，君主也一定会心怀恻隐之心更加怜惜，百姓却不认为君主是在偏袒，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君主是出于公心。君主所重罚的，正是百姓所憎恨的；君主所轻罚的，正是百姓所怜悯的。因为这个缘故，不需太重的奖赏就可以劝勉百姓向善，不需严刑酷法就可以禁止邪恶。由此说来，公心用之于法律，没有行不通的。只要出于公心，用法轻一点也行，用法重一点也可；私心用之于法律，没有行得通的。如有私心，用法太轻就会纵容奸邪，用法太重就会伤害善行。今天那些治法者，不是从公私的角度去衡量，却来争辩用法轻重这种形式性的问题，不以民心为本，而只谨慎于使上奏判罪的文书得当，这就好像法治教化之道本在自身却跑去别处寻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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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圣人之于法也，已公矣。然犹身惧其未也。故曰：“与其害善。宁其利淫（1）。”知刑当之难必（2）也，从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务也。后之治狱者则不然，末讯罪人，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下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3）以为制（4），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世（5）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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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与其害善，宁其利淫”：出自《周书·列传第十五》，原文为“……又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2）难必：难以肯定。（3）微旨：隐而未露的意愿。（4）制：裁决，决断。（5）驱世：驱使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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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圣人治法已经很公正了，可是仍然担心尚有不公之处，所以说：“与其伤害贤善之人，宁可利于有罪之人。”他们深知量刑适当与否难以肯定，于是用道德教化来补救，这是上古时期的古圣先王所致力做的事情。后来审理案件的人就不是这样，还未审问犯人，先对案件臆测一番，等到审讯犯人时，就一步步诱使犯人落入他的主观臆断的陷阱中，却把这称之为有能耐；他们对下不去探求案件发生的根源，从而对案件的性质加以区分，而是向上揣摩君主隐而未露的心思来裁决案件，还将这称之为忠于职守。这样的人担任官职被认为是有能力，侍奉君主被认为是忠于职守，名利也就随之而来。这就驱使世人沉溺于这种风气，却希望道德教化能够兴盛，这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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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凡听讼决狱，必原（1）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2）轻重之叙，测浅深之量。悉（3）其聪明，致其忠爱，然后察之，疑则与众共之，众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非为法不具也，以为法不独立，当须贤明共听断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4）。”又复加之以三谇（5），众所谓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故《春秋》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赂者也，立爱憎者也，祐亲戚者也，陷怨雠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无乃风化使之然邪。有司（6）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尽忠立节，亦难矣。苟非忠节，免而无耻，免而无耻，以民安所厝（7）其手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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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原：推究，体察。（2）权：衡量，估计。（3）悉：详尽也。（4）汝作士，惟刑之恤：出自《尚书·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及“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5）谇：问，告。音“遂”。（6）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7）厝：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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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凡是审案断案，一定要推究体察父子间的亲情，立足于君臣间的道义，权衡犯罪情节的轻重，检测罪行分量的深浅，用尽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竭尽自己的忠爱之心，然后对案件详加调查。如果自己觉得案件可疑的话就要和大家一同审理决定，如果大家都认为案件可疑的话就从轻处置。审断案件如此谨慎，不是因为相关法规不够详尽，而是因为法律不为一人一案而定，必须与贤明的人共同听审后作出判决。所以舜任命皋陶时说：“你做司法官，一定要慎重用刑。”又规定要反复审问三次（向群臣、群吏、民众三方征求意见），大家都说可以了，然后再判决，这样做是因为刑法要参考人情。所以《春秋传》说：“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查清，也一定要合乎人情。”可是世间那些固执愚昧严厉刻薄的官吏，认为这人情就是索要贿赂、顺着自己的爱憎、庇佑亲人、陷害仇人，为什么如今世间小吏所说的人情与古人所说的人情相差这么远呢？恐怕是风气的变化造成的吧。主管官员因为这人情怀疑判案的官吏，君主因为这人情怀疑主管官员，这是君臣上下缺乏沟通而相互猜疑。缺乏沟通而相互猜疑，想要大臣们尽忠立节也就也很难了。如果大臣们不能尽忠诚立节，那只求免于犯罪受惩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大臣们只求免于犯罪受惩却没有廉耻之心，那么叫天下百姓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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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春秋（1）之时，王道（2）浸坏，教化不行，子产（3）相郑而铸刑书。偷薄（4）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战国，韩任申子（5），秦用商鞅（6），连相坐之法（7），造参夷（8）之诛，至于始皇兼吞六国（9），遂灭礼义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约法三章（10），而天下大悦。及孝文（11）即位，躬修玄默，议论务在宽厚，天下化之，有刑厝（12）之风。至于孝武（13），征发烦数，百姓虚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14）不胜，于是张汤赵禹（15）之属，条定法令，转相比况（16），禁固（17）（固疑罔）积密，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怨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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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春秋：指春秋时期，始于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2）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此处指古圣先贤的教化。（3）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他是第一个将刑法公布于众的人，曾铸刑书于鼎，史称“铸刑书”，是法家的先驱者。（4）偷薄：浇薄，浮薄。（5）申子：指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6）商鞅：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7）相坐之法：中国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连坐、随坐、从坐、缘坐。商鞅变法时立相坐之法。（8）参夷：古代诛灭三族的酷刑。（9）六国：即韩、赵、燕、魏、楚、齐六国。（10）约法三章：出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十一月，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曰：‘如果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汉中。’与父老曰：‘约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11）孝文：即汉文帝刘恒，汉高祖刘邦四子，惠帝刘盈弟，母薄姬。在位期间，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后世将这一时期与其子景帝执政的时期统称为“文景之治”。（12）刑厝：亦作“刑措”或“刑错”，置刑法而不用。（13）孝武：即汉武帝刘彻，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谥号“孝武”。（14）奸宄：亦作“奸轨”，违法作乱的人。宄，音“轨”。（15）张汤赵禹：张汤，汉武帝时负责刑法事务的权臣，中国古代著名的酷吏，又以廉洁著称。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赵禹，与张汤同时期酷吏，与张汤交好。（16）比况：与类似事例进行比照。（17）禁固：即“禁锢”，禁止做官或参与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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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春秋时期，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王道逐渐衰亡，伦理道德的教化不再施行。子产担任郑国国相，将《刑书》铸刻在鼎上，鄙陋浇薄的统治从此就开始了。及至战国时代，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制定连坐之法，实行诛灭三族的酷刑。待到秦始皇，兼吞六国，废除执掌礼义的官吏，专门运用刑法惩罚，于是狡诈恶毒一并产生，天下百姓都反叛他。汉高祖约法三章（只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天下之人都非常高兴。到孝文帝即位，亲自实行清静无为的治国之道，谈法议事，力求宽容厚道，于是天下太平，达到了置刑法而不用的程度。但是到了孝武帝时，政府征调频繁，百姓因此财力空竭；穷困百姓犯法，由酷吏自行决断，而违法作乱的人和事却数不胜数。于是张汤、赵禹之流制定法令，以各种案例辗转比照，使禁令之网日加细密，法律条文堆满桌案、格架，主管之人看都看不完，奸邪的官吏借机徇私舞弊，议论的人都为之怨恨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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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凡治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之主，不放讯，不旁求（1），不贵多端，以见聪明也。故律正其举效（效疑劾）之法，参伍（2）其辞，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聪明之耳目，不使狱吏断练饰治成辞于手也。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斥言以破律（3），诋案（4）以成法，执左道（5）以乱政，皆王诛之所必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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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旁求：四处征求；广泛搜求。（2）参伍：亦作“参五”。错综比较，加以验证。（3）斥言以破律：徇私枉法。《礼记·王制》：“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析言破律，巧卖法令者也。”（4）诋案：指责，举劾。（5）左道：邪门旁道。多指非正统的巫蛊、方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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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凡是审理案件，必须依据违法犯罪的事实，并以此为中心，不随意审讯，不四处求证，不多方牵扯，以显示自己明察事理。因而要依据相关的法律，认真对照案情，为的是弄清事实，而不是夸大事实，但应当让那些耳目聪明的人分析比较案情，不使管理刑狱的官吏徇私舞弊、奸计得逞就是了。孔子说：“古人审理案件，是为当事人寻找生存的理由；如今的官吏审理案件是想方设法将其置于死地。”所以对徇私枉法，出卖法令的；毁谤他人，加以弹劾造成法律后果的；秉持邪道，扰乱国政的，这些人都必须加入到国君诛杀的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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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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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在“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骏河本”《群书治要》中，均无《时务论》一书的书名，我们有幸得阅日本影印的“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通过互相比较发现，“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中卷四十六另有《时务论》一篇，内容则是“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骏河本”《群书治要》的《体论》的最后两段。此外，在“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中，“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骏河本”《群书治要》中许多没有保留篇题的，在“金泽文库”本都有保留。因此，我们特以“金泽文库”本为底本，将《时务论》篇名重新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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