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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佞人：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2）桀：即夏朝的暴君桀。（3）关龙逢：夏末贤臣。桀为酒池、糟丘，作长夜之饮。龙逢进谏，立而不去，桀拘而杀之。（4）佞臣：奸臣。（5）恶来：商纣王时期的大臣。（6）正臣：正直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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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傅子说：“正直的主张难以实行，常常是因为君主受巧言谄媚之人的迷惑。夏桀听信其佞臣推侈之言，因而杀害了正直之臣关龙逢，结果夏朝灭亡；殷纣听信其佞臣恶来之言，因而剜割了正直之臣王子比干的心，结果殷朝灭亡。”有人说：“蛊惑的奸佞之徒如此不可任用，为什么受其迷惑的人不断会有呢？”傅子说：“巧言谄媚之徒善于培养人的私欲，因此私欲强的人喜欢他们。圣人没有私欲，贤人能去除自己的私欲。看到别人有私欲，就用正确的思想去矫正的人，是正直的人；违背正直之道而顺从其私欲者，是奸佞之徒。自己仔细体察自己的内心，就会知道巧言谄媚之人与正直无私之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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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或问：“佞孰为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众，言必称乎仁义，隐其恶心，而不可卒见，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称之有术，饰之有利，非圣人不能别，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为仁义，言亦必称之，行无大可非，动不违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1）之者，然后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顾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辞自利而已，显然害善，行之不怍（2），若四凶（3），可谓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张禹（4），可谓次佞也。若赵高（5）、石显（6），可谓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隐为害深，下佞形露为害浅，形露犹不别之，可谓至暗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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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害：妨害。（2）怍：音做，惭愧。（3）四凶：相传为尧舜时代四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后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贪婪的朝臣。（4）张禹：字子文，西汉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东）人。通《易》《论语》。元帝初元中，为时为太子的成帝授《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数岁出为东平内史。成帝即位，崇经学，敬重师傅，赐禹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为丞相，封安昌侯。（5）赵高：秦朝著名宦官（一说并非宦官）。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并逼死始皇长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设计陷害李斯，并成为丞相。后派人杀死秦二世，不久后被秦王子婴所杀。（6）石显：西汉元帝时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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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有人问：“怎样的人才算最大的佞臣？”傅子回答：“行为能适应世俗，诡辩能迷惑众人，言论必称仁义，隐藏作恶之心而人不能一下子看透，窥探君主的欲望而巧妙迎合，得志时敢用不道义的方式陷害好人，以一定的策略方法称叹君主，以有利益为由粉饰自己的害善之举，若不是圣人则不能识别，这种人是最大的佞臣。其次，内心不想实行仁义，言谈却必称仁义，行为没有大可非议的，行动也不违背世俗习惯，迎合君主的私欲而不敢去矫正，有危害自己的人则会加以陷害。最下等的佞臣，是其作为不顾忌天下人的非议，只求迎合君主心意，使用一些华美而虚浮不实的词句，以求于己有利而已，其言行显然有害于善举，但我行我素，毫不觉得愧怍。像虞舜时‘四凶’（指共工、欢兜、三苗、鲧）那样的，可称为大佞臣；像汉成帝时的安昌侯张禹那样的，可称为次等奸佞；像赵高、石显那样的，可算是最下等的佞臣。大佞形色隐蔽，危害最大；下等佞臣形色显露，危害较小。如果佞臣的形色显露，却还不能识别，可称得上昏庸至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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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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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本篇旨在说明治民的根本在正己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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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治人之谓治，正己之谓正。人不能自治，故设法（1）以一之。身不正，虽有明法（2），即民或不从，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3）明法者，所以齐（4）众也；正己（5）者，所以率（6）人也。夫法设而民从之者，得所故也，法独设而无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则势分，一则顺，分则争，此自然之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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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设法：立法。《管子·任法》：“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2）明法：明确的法令。（3）即：当。（4）齐：整治。（5）正己：端正自己。（6）率：通“帅”。率领，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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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管理人叫做治，端正自己叫做正。人们不能自己管好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统一管理。处于上位的人本身行为不端正，虽然制定了明确的法令，民众中也有人会不遵从，因此，必须首先端正自己。这就是说，彰明法度是用来使众人一致的，端正自己是为了给众人做表率的。设置法规而民众服从其法，就是实现了立法的本意。只制定法令而没有人掌管，法令则不能实行；有人掌管，却不能统一施行，权力就分散。统一就和顺无争，分散就争斗，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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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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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本篇阐述了要采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措施才能达到治国目的的道理，这是自然规律（天道）在人类社会（人道）中的自然体现，宜悟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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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天地至神，不能同道（1）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2）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3）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4）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诡常之变，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5）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6）以调，百品（7）以成，天下之物为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间，则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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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同道：同一思想，同一原则。（2）检：法式，法度。（3）以异致同：战国时名家惠施提出的名辩论题，认为事物中存在小同异和大同异两种。人们对不同事物的认识有一致的和不一致的，这种认识上的同或异，为小同异。而万物具有完全相同的一面，即都离不开存亡变化，又有完全相异的一面，即各自的变化又不一样，此为大同异。以异致同，即能够统一不同的权变方法。（4）因物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条件，制定相应的妥善措施。（5）爨：音篡，烧，烧煮。（6）五味：甜、酸、苦、辣、咸。泛指各种味道。（7）百品：各种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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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天地最神奇，也不能用同一方法生出万物；圣人最贤明，不能以一种法则就能治理好百姓。所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相同的目的，是天地的规律；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是圣人的治国法则。既已得到适宜的治国方针，即使有异常的变故、互有伤害性的事物，也不会损害治国之根本。水火的特性是彼此相灭，善于运用水火的人，把釜鼎安放在水火之间，点火烧之，水火都可各尽其用，二者互不伤害，再用五味来烹调，则百样食物都能做成。天下事物，如同水火般相害的很多，如果安放“釜鼎”于它们之间，何必担忧它们彼此伤害呢？又何必担忧不能物尽其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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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 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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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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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袁子正书》，晋袁准著。袁准为曹魏郎中令袁涣第四子，入晋后，为给事中。以儒学知名，忠信公正，不耻下问，性恬退。正史无传。著书十余万字，主要论治世之务。其书宋代以后亡佚。今辑佚所得，共计一万五千余字。因受唐代名臣魏徵的推崇而入选《群书治要》，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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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准的治世思想倾向于儒法并重。如在《礼政》篇中，他提出，治理国家，要德治和法治并举，才是“治之至也”。他认为“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他进一步论述说，只偏重法治而轻视德治，必然会造成“久则民忽，民忽则怒”的后果。相反，只抓德治，则忽视法治，必然会造成“有仁义而无刑罚，则民慢，民慢则奸起”的后果。所以他认为治国要“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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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准明确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认为：“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并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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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辑录的《袁子正书》篇目有《礼政》等十七篇。魏徵在给唐太宗的谏言中多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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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准（约于公元220年—公元300年间在世），一名袁准，字孝尼，晋陈郡扶乐人，三国魏名臣袁涣之子，当时杰出的政论家。入晋后，官至给事中。与嵇康、阮籍相熟。精读经史，著述丰富，多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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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八十三《袁瓌传》附从祖准传：“准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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