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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传统时代监察官员弹劾权臣的效果，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心态。明代权臣严嵩得势之时，曾经多次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但言官证据确凿的弹劾并不能撼动严氏分毫，言官本身却或被夺官，或被下狱。虽然最后由于御史邹应龙等的参劾，严嵩被勒令致仕，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帝眷已潜移”[19]。再比如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得宠之时，“颇营贿赂，权倾一时”[20]，监察官员无人敢言。后来明珠失宠，御史郭琇才得以借机扳倒他。乾隆晚年，并不是没有耿直的言官举报和珅及其家人，只是他们的举报完全产生不了作用。及至嘉庆亲政，要除掉和珅，才授意言官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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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传统时代，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是在打“苍蝇”。万历年间，左副都御史丘橓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21]也就是说，言官弹劾掉的，都是在官场上没有根基的、没有关系网庇护的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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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历朝皇帝都屡屡指责言官怠政溺职，比如顺治皇帝曾经批评都察院：“而近来各官弹章，其中多有摭拾塞责，将他人已经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22]就是说，言官们只愿意在已经被打倒的“大老虎”身上踩上几脚，不敢自己去挑战“大老虎”。康熙亲政之后，屡次指责“迩来科道绝无奏章”[23]，“近时言官条奏参劾，章疏寥寥，虽间有入告，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24]，到了晚年也曾评论科道官员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言官有为人而言者，有受贿陈奏者，有报私仇而颠倒是非者。此等条奏，朕无不知。”[25]监察官员们有为了帮朋友弹劾对手的，有受贿后弹劾官员的，有为了报私仇而弹劾他人的，可出于公心的却很少。乾隆中后期，各省大案频发，但很少是由言官揭露的。乾隆对此非常气恼，经常责问言官为什么无人奏及。要这科道有何用？但是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清代，科道官并没有因皇帝的痛责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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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监察系统通常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自己人通常不会找自己人的麻烦。比如明代监察官员们互相包庇，形成潜规则，称之为“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26]。虽然分属不同的监察系统，但是从来不会自相残杀，“凡官自科中升出者，自方面至于侍郎，纵有过恶，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纠弹”[27]，即凡是出身自监察系统，以后虽然转任其他，也从不会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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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很容易“猫鼠一窝”，在窃取“天家”利益的时候，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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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官权不受皇权以外的力量制约，特别是不受民众的制约，因此权力可以很容易寻租。监察官员和其他官员一样，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所以他们会轻易将手中的监察权力作为向权贵们讨价还价的资本。比如在权臣张居正秉政时，“谏官言事必先请”[28]。又如“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势烜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29]充当权贵的鹰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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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后期，随着官僚体系的腐败，监察系统往往也会高度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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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言官的权力非常大，但明朝中后期，言官系统的腐败已经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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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言官系统的腐败，表现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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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监察官员陷于党派、地域之争，为所在派别效力，大肆攻击敌对派系。“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30]因为他们有风闻奏事的权力，所以在党派斗争中摇旗呐喊，甚至冲锋陷阵，手段就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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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言官群体因为手中握有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所以公然索贿、买官卖官形成风气。明代后期，社会上给科道监察官员们起了个外号，叫“抹布”，他们为了别人的“干净”，完全不顾自己是否“污秽”。崇祯初年，谏官杨枝起对进京考察的地方官员公开索贿，声称如果不给，他就将在考评之中将对方评为下下等。面对这种恐吓，地方官员无人选择举报，因为他们知道举报也没有任何作用，只好连夜出门借钱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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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监察御史权力更重，他们代天子巡狩，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31]之权，致使“按临之日，百事俱废，多方逢迎”[32]，从而形成明代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台使之害”。崇祯年间，十三道御史巡察地方，地方官甚至要在门前跪迎。梁廷栋曾做过这样一个估算，“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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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系统腐败的结果是这个系统完全失去作用。崇祯年间的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经完全流于形式，徇私情、通关节，结果全是“称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明朝中后期监察系统的腐败与王朝灭亡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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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监察官员的腐败，在清代也同样存在。比如晚清康有为变法期间，多次“买都老爷上折子”，也就是花钱让言官按自己的意志上言皇帝。梁启超在致康广仁、徐勤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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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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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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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乾称：“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36]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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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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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 1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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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间（1004—1007年），已达10 000多人；而皇祐年间（1049—1053年），更增加到20 000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1195—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0 000余人。这是指官员，至于吏的数量更是惊人，宋真宗一次就裁汰冗吏190 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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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也是这样。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5480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 000员。世宗嘉靖朝时，刘体乾上疏指出：“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37]至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文官24 683员，武官100 000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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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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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看，官僚机构本身是一个垄断组织，它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少竞争机制；同时，公共物品的估价存在着困难，政府管理活动的输入、输出都是不可观察的。基于这些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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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搞了多次减员增效改革，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愈裁愈多，大多数减员改革都失败了。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投瓦砾”。[38]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500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诏捕后行二人，杖脊配沙门岛”[39]，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裁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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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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