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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强化。每一次集权强化，就意味着国家权力不断延伸，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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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专制制度强化表现出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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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皇权不断向下延伸，比如朱元璋强化“里甲制度”。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民间组织、民间自治不断被打压，所有事务都要由官僚体系来把持，所以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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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官员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比如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不断增设机构、分化事权，“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40]。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而到了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互不隶属。州县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而现在得应付四个顶头上司和其相对应的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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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裁减官吏数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也与官权是皇权的代表这一因素有关。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官僚权力受到约束之后，皇权也会相应萎缩。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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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最终导致“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百姓遭受搜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它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陋规”这一腐败产物长期无法铲除。革除“陋规”涉及根本性、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要把各种办公经费全部列入政府预算，政府也相应地提高税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为代表，都迷恋“轻赋薄税”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肯下功夫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设计。只有雍正皇帝能做一定程度的突破，进行了“养廉银”改革。其实清代的绝大多数“陋规”，都可以用正式的税收来取代，让这些收费晒在阳光下，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实际支出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统治者拒绝做出必要的调整，其结果只能是富了官吏，穷了百姓，祸害了地方，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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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单演义：《庄子天下篇荟释》，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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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一）》卷一八，《梁书》一八，列传第八，《敬翔传》，中华书局，2000，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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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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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炎武：《亭林诗文集·诗律蒙告》，《亭林文集·郡县论一》，刘永翔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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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牧：《伯牙琴（附补遗）》，《君道》，中华书局，1985，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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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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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志第四三，《舆服三》，中华书局，2000，第1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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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志第四三，《舆服三》，中华书局，2000，第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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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志第四三，《舆服三》，中华书局，2000，第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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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第一册），卷一六《汉纪八》，邬国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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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二八《资产部》，转引自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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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第二册），卷一〇一《晋纪二三》，邬国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10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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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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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宝楠：《论语正义（上）》卷八，高流水校点，中华书局，2007，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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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一七九，列传第六七，《邹智传》，中华书局，2000，第3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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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六《监司官非刺史》，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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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巡抚鄂奇、布政使阿米达、觉罗伍实贪污案判决书谕》（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转引自牛创平、牛冀青编著：《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实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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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一六二，列传第五〇，《陈谔传》，中华书局，2000，第2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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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二一〇，列传第九八，《邹应龙传》，中华书局，2000，第3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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