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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读来，都很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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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却不怎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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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14），岳麓书社，2011，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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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8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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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8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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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二，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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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英：《张英全书》（下册），附录《南书房记注》，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七日，江小角、杨怀志校点，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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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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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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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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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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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二节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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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一朝在反腐惩贪方面的第一个错误是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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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明君一样，康熙皇帝当然痛恨贪污腐败，也进行过多次吏治整顿。但是康熙整顿吏治有两个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运动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二是惩治贪腐的力度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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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期间，曾经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腐运动。第一次是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79—16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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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腐败，并非起自中期以后。事实上，腐败是传统王朝终生携带的、无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时，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早在顺治年间，很多地方官员就已经“贪污成习”，以至“百姓失所”。所以当时有大臣上疏说：“方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康熙登基后，地方腐败较顺治时又有所加重，有的地方官员盘剥百姓过甚，导致民众大批逃亡，“朘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1]。亲政之后不久，康熙曾经批评当时的吏治情形说：“贪官污吏刻剥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贿赂公行，道府庇而不举，督抚知而不奏，吏治益坏，盗贼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抚纳贿徇情所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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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亲政之后的十多年里，康熙一直忙于熟悉政务，以及处理平定三藩等紧急事务，没能腾出手来整顿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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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北京发生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地震，“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3]。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乾清宫等核心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传统时代，地震一般都被视为上天震怒的表示，康熙皇帝也非常惶恐，他认真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为政得失，认为现在最大的缺失是吏治不清。他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诏：“乃于本月二十八日巳时，地忽大震，变出非常。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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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年，康熙已经亲政十二年了，虽然一直没能腾出手来惩贪，但是对吏治他已经关注很久，各地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早已令他触目惊心。到了这一年，平定三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争不再是头号政治任务，所以他借着这次“上天示警”，搞了任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惩贪倡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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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出重手惩处贪官。山西官场官风不正，巡抚穆尔赛“名声不佳”，康熙早有耳闻。派人前往调查，访得此人贪污入己的实据，处以“斩监候”。湖广巡抚张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5]，想尽办法捞钱，“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6]，被康熙处以“绞监候”。广东巡抚金俊侵吞尚之信罚没入官的家产，此外还侵吞兵饷，被康熙直接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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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厉行惩贪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奖廉”。康熙认为，在整顿吏治这件事上，奖励和惩罚一样重要，“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7]。所以他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表扬其为“清官第一”，其后又擢用“居官清廉”的小于成龙为直隶巡抚，重用汤斌为江苏巡抚，希望通过“树立典型”的方式来带动官场风气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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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是康熙一生整顿吏治力度最大的时期。不过和后来的雍正、乾隆时期比起来，康熙一生所杀的贪官寥寥无几，震慑力度远远不够。而且他还没有把这种反腐的高压态势一直保持下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感觉官场贪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就不动声色地停止了这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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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康熙皇帝没有将反腐进行到底呢？这与他的政治哲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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