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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一生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中正和平”四个字。对这四个字，康熙曾经做过这样的阐释：“于人于事贵能中正和平，能合乎中，即是合理。得中，则诸德悉备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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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正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凡事都讲个度。体现在对官员上，就是惩罚整顿适可而止，“不为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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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讲求“中正和平”之道，既是他研习理学的心得，也是他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战乱初息，他效仿汉初，奉行“中正和平”“与民休息以爱养百姓”，以此培养国家元气自然是正确的，大清王朝因此也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局面。但是他在吏治问题上也采取“和平”之道，显然是错误的。康熙熟读中国历史，他相信腐败是这片土地上一种不可能彻底治愈的病症，任何朝代都只能“带病生存”，所以他对腐败没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换句话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理念[9]，导致了他反腐的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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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康熙反腐提前收手，也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康熙是一个非常“好名”的皇帝，他一心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的千古明君，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他讲究“君使臣当以礼”，非常注意维护官员体面。他曾经说：“朕于大臣官员务留颜面，若不然，则诸臣其何能堪耶？”[10]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曾经专门下诏，阐述自己以“宽仁”治国的理念，表示要“期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11]，说他对大小诸臣“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或因事放归，或罹咎罢斥，仍令各安田里，乐业遂生”[12]。有这个原则做基调，他的反腐只能是“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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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彻底的吏治整顿，注定收效短暂。康熙皇帝不知道，清代文臣的群体性格已经与唐太宗的时代大大不同。在这次惩贪运动结束仅仅十年之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一路经过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发现这些地方的百姓生活非常艰难，也听到了地方上关于官府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的大量传闻，这让他深为触动。他完全没想到，腐败现象在基层政府已经发展得如此普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十六日，即征讨噶尔丹凯旋的第二天，他就发下谕旨说：“顷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交纳钱粮，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至于山西，特一小省，闻科派竟至百万，民何以堪！”[13]他说，究其原因，一是“大小官吏不能子爱小民，更恣横索遂”[14]；二是各地官员以办理军需为名，“借端私征，重收火耗”[15]；三是督抚、布政使等官“不仰体朝廷恤民至意，纠察贪污、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庇。……因而笔帖式及衙门人役无所忌惮，擅作奸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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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贪腐确实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了。康熙下定决心，要以打噶尔丹战役的勇气来彻底整顿一次吏治。他说：“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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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做到，康熙确实立刻开始了一场治吏“战争”。当月他就下令逮捕“服官污浊朘削小民”[18]以致激起蒲州民变的山西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并下谕宣称“此等贪官不加诛戮，众不知警”[19]。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又派刑部尚书傅腊塔、左都御史张鹏翮亲往陕西，审理因当地官员“侵蚀贫民”导致的财政亏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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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熙掀起的第二次反腐风暴，雷声大雨点小，这两个大案的最终处理结果，都远较民众的期望为轻。虽然当初宣称要对贪官加以诛戮，但是最后康熙还是宣布山西官员温保、甘度已经革职，从宽免死；陕西的“侵蚀亏空案”，最后涉案总督吴赫、巡抚党爱等大员也仅被处以革职、降级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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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所以进行得虎头蛇尾，是因为掀起这次反腐运动的时候，康熙皇帝已经年过四十，已经过了创业期，进入守成期。人到中年，性格和观念往往更趋保守和宽容。康熙的统治思路由早年的积极进取，变成了“不生事”“不更革”，所以这次运动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就基本停止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整顿过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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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雍、乾三帝当中，康熙皇帝的惩贪力度是最弱的。康熙晚年官场风气大坏与此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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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在反腐方面的第二个错误是默许“陋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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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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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清代沿袭明代，采取低薪制，所以官员们的正式收入根本不足生活之用。当时的御使赵璟曾经上疏指出，朝廷发放的工资，仅够基本生活费用的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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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费银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俸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旦裁减，至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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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地方官就拼命搜括百姓，方式主要是私下多收“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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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火耗”呢？“耗”的本义是损耗。地方政府向朝廷运送税粮的路上，会有一些损耗，比如可能会被老鼠或者鸟类吃掉一部分，因此要和老百姓多收点粮作为弥补，叫作“鼠鸟耗”。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送交国库，熔铸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就叫“火耗”。听起来地方官向老百姓征收“鼠鸟耗”和“火耗”，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是其合理比例大约应该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说，收一百斤粮食，多收一两斤，以备补充自然损耗。然而，康熙年间，官员收的“火耗”，可不是区区这个数字。清代开国之后，“火耗”等就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也就是说，有的地方火耗率竟然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征了一百斤粮食，竟然有二三十斤被鸟和老鼠吃掉了，或者说，收了一百两银子，有二三十两银子在熔铸时消失了，这未免也太不合理。实际原因却是官员们的大量开支无处寻找来源，就只好以“火耗”“鼠鸟耗”等为借口，不断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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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火耗”实际上就是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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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规定，只有州县基层政府才有直接征收“钱粮”，也就是“农业税”的权力。不过清代同样规定“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可以提高国家公布的正式税率。朝廷之所以出台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盘剥百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严格的规定，对实际执行者来说都不是难题。国家不让多收税，他们可多收“费”，就是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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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火耗”，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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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深知大清财政体制的弊端，也知道“陋规”因何而起。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陋规”，官员根本无法生活。“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21]“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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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熙没有勇气彻底改革财政制度，提高官员工资，所以他做了一个在历代皇帝中都常见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官员们偷偷去搞灰色收入。所以康熙皇帝私下里对大臣们“交底”，认为“规礼”是官员们的“应得之物”，他对官员“一意从宽不察察于细故也”[23]。比如他在直隶总督赵弘燮关于“陋规”的密折里曾这样批到：“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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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年，浙江巡抚朱轼在密折中说工资根本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因此要求“浙税二道正项之外，余银八千余两。皇上如将此项赐臣以养家口，臣必尽职料理地方”[25]，这实际上是自辟“养廉”。康熙皇帝不但一口同意，而且还加以鼓励。他批道：“似此等事，奏得最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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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4）》卷二五，康熙七年五月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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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孙贻、杨士聪：《客舍偶闻·玉堂荟记》，于德源校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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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灾祥》，来新夏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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