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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地方官就拼命搜括百姓，方式主要是私下多收“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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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火耗”呢？“耗”的本义是损耗。地方政府向朝廷运送税粮的路上，会有一些损耗，比如可能会被老鼠或者鸟类吃掉一部分，因此要和老百姓多收点粮作为弥补，叫作“鼠鸟耗”。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送交国库，熔铸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就叫“火耗”。听起来地方官向老百姓征收“鼠鸟耗”和“火耗”，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是其合理比例大约应该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说，收一百斤粮食，多收一两斤，以备补充自然损耗。然而，康熙年间，官员收的“火耗”，可不是区区这个数字。清代开国之后，“火耗”等就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也就是说，有的地方火耗率竟然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征了一百斤粮食，竟然有二三十斤被鸟和老鼠吃掉了，或者说，收了一百两银子，有二三十两银子在熔铸时消失了，这未免也太不合理。实际原因却是官员们的大量开支无处寻找来源，就只好以“火耗”“鼠鸟耗”等为借口，不断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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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火耗”实际上就是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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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规定，只有州县基层政府才有直接征收“钱粮”，也就是“农业税”的权力。不过清代同样规定“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可以提高国家公布的正式税率。朝廷之所以出台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盘剥百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严格的规定，对实际执行者来说都不是难题。国家不让多收税，他们可多收“费”，就是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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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火耗”，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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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深知大清财政体制的弊端，也知道“陋规”因何而起。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陋规”，官员根本无法生活。“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21]“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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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熙没有勇气彻底改革财政制度，提高官员工资，所以他做了一个在历代皇帝中都常见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官员们偷偷去搞灰色收入。所以康熙皇帝私下里对大臣们“交底”，认为“规礼”是官员们的“应得之物”，他对官员“一意从宽不察察于细故也”[23]。比如他在直隶总督赵弘燮关于“陋规”的密折里曾这样批到：“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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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年，浙江巡抚朱轼在密折中说工资根本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因此要求“浙税二道正项之外，余银八千余两。皇上如将此项赐臣以养家口，臣必尽职料理地方”[25]，这实际上是自辟“养廉”。康熙皇帝不但一口同意，而且还加以鼓励。他批道：“似此等事，奏得最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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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4）》卷二五，康熙七年五月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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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孙贻、杨士聪：《客舍偶闻·玉堂荟记》，于德源校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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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灾祥》，来新夏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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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于善浦著，张玉洁编：《清东陵拾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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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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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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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二，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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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五十年六月初五日，岳麓书社，2000，第1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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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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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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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9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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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9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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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第2054—2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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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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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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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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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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