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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对清朝的养廉银改革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养廉银制度实施以后，“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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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清代的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经费的不足，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中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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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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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7）》卷八三，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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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古文十弊》，文物出版社，1985，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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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商务印书馆，2017，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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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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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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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成功的帝王之一。从纵向对比，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时代；从横向对比，乾隆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有以下这些数据来支撑：第一，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虽然对那个时候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方法有各种争论，但是用大多数人认可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以上，远远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要多。第二，乾隆时期的疆域广阔，人口数量激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千米，大约是今天960万平方千米的1.5倍。所以乾隆朝的疆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的第二大疆域，而且和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样的是，清朝对整个疆域内的实际控制力是最强的。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朝代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徘徊在几千万之间，只有少数几个节点突破了一亿。而由于前面有康熙、雍正两代的统治，乾隆继位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达到了1亿4000万；到乾隆退位的时候，则突破了3亿的大关。也就是说，乾隆让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国古代，人口增长一直是统治者统治成绩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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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点，出现在乾隆时期。推动这个盛世顶点出现的诸多原因当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乾隆前期的惩贪抓得非常有力度。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了解得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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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清代惩贪最坚决的皇帝，大家通常认为是雍正。其实乾隆前期比起他的父亲来，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乾隆皇帝是清代惩贪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也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酷刻薄的一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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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断语也许与许多人的印象不符。不错，乾隆皇帝风流儒雅，情商极高，极会做人。为政之初，又曾一度宣称要效法皇祖“宽仁为治”。当初的“宽仁”时期，还真是阳光灿烂，曾经让大清王朝所有官员都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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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虽然他曾经那么讨厌其父的性格，但雍正身上的苛刻、敏感、残忍、阴狠，其实一丝不少地储存在了他的骨子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统治政策由宽转严，大臣们发现，其风霜之严酷，远甚于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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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一朝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乾隆朝发生的“部级”以上贪污案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杀头二十多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部级”军政大员因贪污而伏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至于“部级”以下官员被砍头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一案中，自封疆大吏至县令一级，就有近六十人被处死刑，其中一次在菜市口就杀掉了二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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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乾隆一生，可以说他的统治前期，惩贪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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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重防微杜渐。有了雍正打下的良好基础，乾隆即位之时，官场风纪较好，但是乾隆并不满足。他为人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小吃小喝不处理，最后就会吃掉大清江山。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送“土宜”，即以“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他说：“而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送又不可少，层累递及，督抚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已不赀矣。”（《清高宗实录》卷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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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现象，乾隆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酬酢宴会的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委派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借端要结，甚且赔累”[1]，扰乱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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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察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2]。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仍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致滋弊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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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惩贪立法从严。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严厉于雍正朝，主要体现在弥补亏空的措施上。乾隆以前，大臣侵蚀国库，通常可因赔补上窟窿而免死。因为雍正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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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侵蚀爱新觉罗家产者恨之入骨。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他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一千两即判处斩首，绝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索受贿赂的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之严厉者，除朱元璋外，乾隆可排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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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立法上做到的这两点，乾隆在执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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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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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止如此，开泰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彼（鄂弥达）往查南省（今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则全不阅看……”（《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一）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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