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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执法从严，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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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官员如果犯了其他过错，也许可以原谅，但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绝不轻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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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他以云南产金为由，拟购买黄金制作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十四两银子，而恒文为了占便宜，只给十两银子。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确实相当卑鄙，不过占这么点小小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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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被揭发后，乾隆颇感意外。恒文其人头脑灵活，能力突出，善于处理各种关系，一直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宠爱。皇帝认为恒文历任封疆大吏，受恩最重，不应当如此，但因事涉贪污指控，还是立即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严查。审查结果证明此事属实，虽然案情轻微，但皇帝却决定立刻赐恒文自尽。后来因查出此事之缘起是经下属怂恿，情有可原之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其他五十六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不宽假的坚决态度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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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杨灏借工作之便，侵占三千多两白银案发，案发后杨灏被处以“斩监候”，俟二十二年秋后处决。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也就是复核死刑犯时，继任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全部弥补，建议判他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手直打战，当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认为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三千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大臣们居然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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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的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秦蕙田、明善、刘纶等六十八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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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借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为官相护之锢习，朕必力革而后已。”（《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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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贪腐势不两立的决心灼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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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避皇亲国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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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贤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雍正年间即成为宝亲王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后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后追晋为皇贵妃。她生前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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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操守不佳，就任不久，就大肆贪腐，总计收受商人所缴银两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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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于心颇为不忍，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4]，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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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评论乾隆，几乎一致肯定其惩贪执法之严。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乾隆）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赀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5]《清史稿》亦有论曰：“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总结乾隆年间，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曹松林以《清实录》和《清史稿》为据，统计所得：乾隆朝官员本人犯贪赃罪者有尚书和侍郎5人，皆降职或革职；将军4人，皆处斩；总督5人被处死，6人降职或革职；巡抚10人被处决，7人革职或降职；布政使8人被处死，另1人革职；按察使2人被处决，学政2人判死刑（其中1人下落不明）；参赞大臣1人、办事大臣1人、盐政2人被处决；道府州县官犯赃者太多，无法统计。[6]有统计资料表明，整个乾隆朝较重大的弹劾案共计4600余件，其中涉贪案就有589件，占全部弹劾案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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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盛世之巅，这一点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公认。章学诚则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大权在握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算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尹壮图也评价乾隆前期的大清，确实处于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8]。因为执政能力强，乾隆一朝能够以10亿亩（66.7万平方千米）上下的耕地养活占世界30%左右的世界人口，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又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所以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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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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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条例》，转引自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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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孟姝芳：《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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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三九，列传第一二六，《子高朴》，中华书局，1998，第28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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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入相奇缘》，丁凤麟、张道贵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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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 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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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李治亭主编：《清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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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奏为整饬吏治革除陋规敬陈管见折》，转引自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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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文史天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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