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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乾隆中前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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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在壮岁之时，往往雄心万丈，通常以主动进取之态面对世界。进入老年之后，力不从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态应对外物，求稳怕乱，易变得被动、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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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峻烈无情的乾隆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他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认为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也”（《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一）。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营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惩办一人。”（《清仁宗实录》卷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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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乾隆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他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壮年时代的乾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词，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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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恩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嬉，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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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10、4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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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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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九《外集二·上执政论时务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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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守令篇》，转引自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2011，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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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赵翼、姚元之：《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檐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李解民校点，中华书局，1997，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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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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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戏语》，见《清高宗御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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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少寐》，见《清高宗御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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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钦定大清会典》卷二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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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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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三节 王朝兴衰系皇帝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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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认为，天下之治乱，唯系于皇帝之一心：“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汉书·董仲舒传》）反过来说，皇帝心不正，则天下必然大乱。也就是说，在古代专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与昏怠，官僚机器的振作与衰败，完全视皇帝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强弱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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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西方人也深有体会。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彻骨的理解。他认为，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末，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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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是皇权的延伸，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社会可能只剩10%；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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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乃积习相沿，并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清高宗实录》卷六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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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脱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2]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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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迟延占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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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3]。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却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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