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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盛世之巅，这一点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公认。章学诚则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大权在握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算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尹壮图也评价乾隆前期的大清，确实处于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8]。因为执政能力强，乾隆一朝能够以10亿亩（66.7万平方千米）上下的耕地养活占世界30%左右的世界人口，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又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所以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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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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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条例》，转引自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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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孟姝芳：《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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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三九，列传第一二六，《子高朴》，中华书局，1998，第28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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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入相奇缘》，丁凤麟、张道贵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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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 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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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李治亭主编：《清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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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奏为整饬吏治革除陋规敬陈管见折》，转引自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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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文史天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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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二节 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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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气象不复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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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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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止于皮相，中国官员表达得更为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2]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3]就是说，从乾隆四十五年起，官场就渐渐烂掉了，你给那些大员送上一万两白银，他们就如同收了一篮水果那样不当回事。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爱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4]这些人在官场上被排挤、被嘲笑，最后要么被逐出官场，要么同化于贪腐风气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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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烂到了底的官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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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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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原因是乾隆皇帝老了，懈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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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乾隆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刻（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了。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面前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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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固定模式般的起居：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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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才“始云齐集”。乾隆皇帝经常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东翻西找，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训斥群臣：“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曾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六）“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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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乾隆天刚亮就起来批阅奏章。批阅完毕之后，忽然想起几天前曾叫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人选，于是派太监通知大臣们前来汇报推荐情况。这时已是辰巳时刻（早上八九点钟），皇帝在宫中等了好久，大臣们一个未到。六部在紫禁城外，各部尚书迟迟不到还有借口，而内阁大学士们就在紫禁城内办公，怎么来得这么慢？一问太监，原来几位大学士查郎阿、陈世倌、史贻直这个时辰还没上班呢！乾隆大为光火，降旨说：“可见向来所奏每日入署办事，粉饰之虚辞耳！尔等身为大臣，当以早朝勤政进规于朕，方无忝责难于君之道。而先自偷安，有是理乎？”（《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九）大臣们只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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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7]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特别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后，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8]“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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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的精力渐渐衰退。年轻时期，乾隆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的奏议里勾籍出全部资料，他的大脑如同强力机器，把这些庞杂的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年轻之时，如果军务紧急，他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钟看刚刚送到的情报，从不疲倦。而晚年，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头脑就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状态，不论怎么以意志去强催强唤，都调动不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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