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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期，乾隆物质生活的品位之高、排场之大、要求之细致全面，均远过于有清前代帝王。不过此时他进取心尚炽，对物欲仍有节制，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称讲究，尚不能说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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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晚年，优点往往前进一步，突破分寸，转化成缺点。乾隆的缺点则往往变本加厉，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步入晚年之后，皇帝无心进取，讲究和奢侈之间的界限被迅速突破。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民人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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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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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皇帝越来越放纵，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15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11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9次。其中伍拉纳11次进贡的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日、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七日、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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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5]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篝灯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6]，好不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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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此语不为无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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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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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礼品价值过限，就是腐败。同样，按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需；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会带来恶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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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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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精明，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两，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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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意，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皇帝在贪婪欣喜之余却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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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达八万五千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勒令下属帮贡所得，“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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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8]。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的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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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洋表金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福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长春花洗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花囊一件、汉玉拱璧一件、白玉云纹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嘉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提梁卤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洋锦缎二十匹、洋花绒二十匹、大红鸳鸯绒十版、大红羽缎十版、洋绣帕一百方、洋绣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紫檀雕花炕几一对、紫檀镶玻璃衣镜一对、紫檀雕花书隔一对、紫檀雕花方凳八张、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珐琅镶玻璃五屏凤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东洋漆炕桌一对、东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宫扇一对、孔雀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推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洋玻璃金鱼缸一对、仿景泰珐琅瓶一对、珐琅福禄瓶一对、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蜜蜡鼻烟壶二匣、洋金银线二百支、珐琅手盆九对、珐琅唾盂九对、翠顶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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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10]。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四尺的珊瑚树三株，都是李侍尧私藏的进贡后被还回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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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他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日，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如此？所贡的东西都闲置在圆明园库，也没什么用处，只等数年之后烂坏而已。真成了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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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月，国泰即被赐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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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王亶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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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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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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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狎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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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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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对于追求物质享受，可谓心思用尽，花样百出。著名贪官王亶望，在任浙江巡抚时，喜吃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巡抚）食时，若传言燋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腴处，刲一脔，烹以献。驴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其食鸭也，必食填鸭。填鸭者，饲鸭不使鸭动，法以绍兴酒坛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颈伸于坛外，用脂和饭饲之，留孔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王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熬汤，煮腐以献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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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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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的严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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