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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157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斛何异。”[14]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斛，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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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亶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亶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正在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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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三年四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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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9）》卷一一八，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39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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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第100号，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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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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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朴趾源：《热河日记·山庄杂记·万国进贡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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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朴趾源：《热河日记·山庄杂记·万国进贡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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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十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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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啸亭杂录·卷四·李昭信相公》，冬青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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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第104号，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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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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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陈连营：《论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兴起》，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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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珂：《清稗类钞·豪侈类·王亶望骄奢淫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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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九《外集二·再上韩城相公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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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十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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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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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意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使皇帝大为生气。[1]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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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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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但是清代实行低薪制，一品官员年俸也不过一百多两。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几百几千两不足以警戒其心，于是决定法外加罚，罚掉官员的养廉银，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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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大权在握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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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动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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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当然就更多了。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这个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八万两；而特成额同样因为辖内老百姓余方得自缢，交两万两就可以过关；李天培则因为管理监狱不善，导致“遣犯脱逃，重囚监毙”而交纳四万两；而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交纳三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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