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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乾隆对和珅的任用又何尝不是如此？乾隆皇帝晚年，难道对和珅那样明目张胆的贪污一无所知吗？当然不可能。但是他用得舒服、用得顺手，而且和珅还是他的儿女亲家，多捞些钱，也是给了自己的女婿，所以有意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朝中不乏对和珅的举报，他就是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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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都认识到，在乾隆朝贪污罪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罪名，如果你处理好了和皇帝的关系，并没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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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的一生来看，他执法更是存在时宽时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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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上任的时候，乾隆是一个非常宽仁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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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有更多的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予以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贷，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查奏给还”（《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两千一百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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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乾隆之所以如此宽大，是因为他认为经过父亲十三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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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突然变脸，对官僚集团大开杀戒。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乾隆皇帝心情极差，以丧期剃头为由杀掉了好几个他不喜欢的高级大臣，其他因小故被惩处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5]从乾隆十三年的这场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彬彬有礼”的面纱撕去了。这是因为乾隆发现他的“宽大之政”让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出现了好几起触目惊心的贪污案件。于是他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河亏空案发，乾隆令官员们一年之内要把全部亏空补上。一年之后，没有补上亏空的陈克睿等多人一律处死。这还不算完事，其未完银在各犯家属名下严追，并将所有家产尽数查出，变价还项。数年之后，又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惩贪手段之严酷，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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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前所述，到了乾隆晚年，因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他又一次恢复到“宽大”。大臣当中违法违纪现象越来越多，乾隆也懒得整顿，“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清高宗实录》卷八七〇），无数贪官逃过了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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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忽宽忽严，在乾隆自己看来，是“宽严相济”，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这样做客观上却大大削弱了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使大臣们难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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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入相奇缘》，丁凤麟、张道贵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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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朝通志》卷七八《刑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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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崔旭编著：《清宫秘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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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尔嘉：《清代贪污受贿大案》，群众出版社，2007，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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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阳：《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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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九节 一场自欺欺人的亏空盘查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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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贪污屡治不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晚年的他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心理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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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晚年，官场纪律败坏，大案层出不穷。但是乾隆皇帝本人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沉迷于一件很好玩的事。什么事呢？就是搞“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什么叫“皇帝吉尼斯排行榜”？就是乾隆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进行各项指标的比较，来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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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稀说》。在这篇文章中，乾隆说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活到七十岁的皇帝一共才六个人——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而跟他相比，这六个人统治上都有缺陷，都不完美。比如宋高宗是偏安之帝，唐玄宗晚年闹了安史之乱，是吧？所以只有他乾隆的统治完美无缺。因此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中，他的综合排名可以稳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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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皇帝又宣布，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什么纪录呢？这一年他得了第一个玄孙，这说明乾隆已经五代同堂，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代同堂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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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又宣布，他创造了另一个历史第一：在活过七十岁的七位皇帝当中，他的在位时间最长，达到五十年。所以他又写了一首诗：“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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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八十大寿，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时间的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说：“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2]“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3]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其中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武功赫赫，挺了不起。不过这元世祖仍然不如我，因为我乾隆五世同堂，他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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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的七十大寿、七十五大寿和八十大寿。这三次整生日办得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次比一次热闹。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骄傲自大，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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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乾隆五十五年的一道奏折，才对乾隆的自信造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那是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的一道折子。尹壮图是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进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升为内阁学士。他上了一道奏折，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导致各地普遍出现财政亏空，应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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