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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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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亿4000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已突破了3亿的大关，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口达到了3亿6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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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的数以百万计的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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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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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的。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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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虽然康熙规定不加赋，雍正规定“火耗”归公，不得多收。各地政府却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收“火耗”，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3]，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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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德府志》卷首三，诏谕第十六，嘉庆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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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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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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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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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四节 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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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非常焦急。他坚持厉行惩贪，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1802—1805年），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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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自上而下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他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官员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而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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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极好的嘉庆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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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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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嘉庆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嘉庆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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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这次东巡，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可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仍需要耗银二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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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呢？因为在他看来，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他要向祖先寻求政治智慧。要做好一个“守成”之君，他必须进一步“法祖”。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敬观弓钺，垂训谆谆。莅清宁宫，遍抚旧迹，艰难祖业，永守毋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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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他认为，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所有问题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的，以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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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的这一思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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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的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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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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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十八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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