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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是推动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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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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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独特的性格。漫长的接班生涯，塑造了嘉庆过于谨慎的性格。从十四岁那年被秘立为储君，到三十七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三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自始至终在表面上他都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的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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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嘉庆肯定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弘、李贤，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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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但也同样问题多多。祖父雍正皇帝那辈，不正是因为争储而兄弟阋墙，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辈里，因为这个太子之位，也已经有两个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为年龄居长，又不够聪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现得不够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为“图谋大位”“幸灾乐祸”，于是便忧惧过度，在二十三岁时一病身亡。虽然一句话吓死了大儿子，乾隆也心有内疚，但是他严防皇子皇孙觊觎权力的决心并不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非常喜爱的皇长孙绵德与一京官互送礼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绵德的王爵，罚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皇帝不断地通过强硬的举动向所有人证明，任何歪门邪道、阴谋诡计都是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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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火气磨去，把性格中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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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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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能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己制欲，他只能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来做唯一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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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数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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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2]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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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标准，对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世界上所有现象，都已经被圣人解释了。一个人活着，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无所不包的道理，一丝不苟地执行，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顺利成长为一部“正确格言”的词典，什么“亲贤臣，远小人”，什么“成由勤俭败由奢”，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一动不如一静”，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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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如“守成继圣皇，功德瞻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3]如“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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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七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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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亲政之后接触到的事实和他头脑中的经验是那么不同，他却已经丧失了重新思考的能力。刻板的儒学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会按着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他的思维创造力早已经处于抑制状态，直觉能力和想象力已经大大衰退，已经没有可能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心灵洁净，如明镜一般地反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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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成为伟大帝王所需的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而在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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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困难很大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由于方法不当，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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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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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遗诏》有云：“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惟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清世宗实录》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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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嘉庆“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于是嘉庆开始不断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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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进士，也是一个声名远播的才子。早在乾隆时期，他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通过成亲王给皇帝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建议书。在建议书中，洪亮吉批评了朝政的方方面面，认为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5]。此时的大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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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说，嘉庆皇帝的初政看起来很有成效，其实改革力度太小，根本达不到扭转颓风的作用，“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原因在于“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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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批评说，嘉庆皇帝的新政，手段过于“仁柔”。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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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皇帝“处事太缓”，拨乱反正速度过慢。自从乾隆五十五年以后，八年之中，权臣营私蒙蔽皇上，造成的错误和冤案数不胜数。这些冤案，千百万中连一两件能够上达天听都做不到。即便侥幸上达皇帝，也未必能够立刻处理。有的案子，即使皇帝亲自处理，也没有结果，比如江南洋盗一案，以圣天子赫然独断，决心平反，结果仍然是一笔糊涂账。皇帝亲自要平反一案尚且如此，则此外沉冤之人更从何而能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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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当今天下人才消磨已尽，朝中几乎没有一个肯负责任的大臣。数十年来，大臣们都以遇事模棱两可为处世之法，以处理问题不得罪人为好办法，以钻营为升官的唯一途径，以苟且图安为当官之道。按这个办法做官，结果都非常成功，所以大臣们以此衣钵相承，此风遂牢结而不可解。京中各部的大臣本事不多，还总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各省督抚之中，贤者不过是能不做坏事，不贤的则成天营私。没有人考虑国计民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应付目前，保住官位。如果偶有人想要改革，大家就会认为他没事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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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皇上虽然抓了和珅，但是对和珅时期的方针路线、政治运行习惯，并没有下气力去纠正。十余年来，和珅破坏国家成例，扶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皇帝登基之后，没有进行认真清理。到底现在国家政策，哪些是国家成法，哪些是和珅所改，朝中各部门的官员，哪些是正常途径升上来的，哪些属于和珅的私人势力，居然一直没有认真甄别过。这样大的事都不抓，你皇帝成天在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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