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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四节 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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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非常焦急。他坚持厉行惩贪，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1802—1805年），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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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自上而下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他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官员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而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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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极好的嘉庆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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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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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嘉庆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嘉庆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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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这次东巡，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可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仍需要耗银二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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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呢？因为在他看来，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他要向祖先寻求政治智慧。要做好一个“守成”之君，他必须进一步“法祖”。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敬观弓钺，垂训谆谆。莅清宁宫，遍抚旧迹，艰难祖业，永守毋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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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他认为，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所有问题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的，以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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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的这一思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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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的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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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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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十八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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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是推动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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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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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独特的性格。漫长的接班生涯，塑造了嘉庆过于谨慎的性格。从十四岁那年被秘立为储君，到三十七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三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自始至终在表面上他都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的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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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嘉庆肯定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弘、李贤，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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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但也同样问题多多。祖父雍正皇帝那辈，不正是因为争储而兄弟阋墙，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辈里，因为这个太子之位，也已经有两个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为年龄居长，又不够聪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现得不够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为“图谋大位”“幸灾乐祸”，于是便忧惧过度，在二十三岁时一病身亡。虽然一句话吓死了大儿子，乾隆也心有内疚，但是他严防皇子皇孙觊觎权力的决心并不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非常喜爱的皇长孙绵德与一京官互送礼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绵德的王爵，罚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皇帝不断地通过强硬的举动向所有人证明，任何歪门邪道、阴谋诡计都是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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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火气磨去，把性格中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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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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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能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己制欲，他只能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来做唯一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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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数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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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2]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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