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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标准，对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世界上所有现象，都已经被圣人解释了。一个人活着，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无所不包的道理，一丝不苟地执行，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顺利成长为一部“正确格言”的词典，什么“亲贤臣，远小人”，什么“成由勤俭败由奢”，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一动不如一静”，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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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如“守成继圣皇，功德瞻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3]如“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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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七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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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亲政之后接触到的事实和他头脑中的经验是那么不同，他却已经丧失了重新思考的能力。刻板的儒学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会按着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他的思维创造力早已经处于抑制状态，直觉能力和想象力已经大大衰退，已经没有可能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心灵洁净，如明镜一般地反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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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成为伟大帝王所需的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而在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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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困难很大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由于方法不当，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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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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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遗诏》有云：“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惟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清世宗实录》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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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嘉庆“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于是嘉庆开始不断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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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进士，也是一个声名远播的才子。早在乾隆时期，他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通过成亲王给皇帝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建议书。在建议书中，洪亮吉批评了朝政的方方面面，认为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5]。此时的大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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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说，嘉庆皇帝的初政看起来很有成效，其实改革力度太小，根本达不到扭转颓风的作用，“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原因在于“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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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批评说，嘉庆皇帝的新政，手段过于“仁柔”。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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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皇帝“处事太缓”，拨乱反正速度过慢。自从乾隆五十五年以后，八年之中，权臣营私蒙蔽皇上，造成的错误和冤案数不胜数。这些冤案，千百万中连一两件能够上达天听都做不到。即便侥幸上达皇帝，也未必能够立刻处理。有的案子，即使皇帝亲自处理，也没有结果，比如江南洋盗一案，以圣天子赫然独断，决心平反，结果仍然是一笔糊涂账。皇帝亲自要平反一案尚且如此，则此外沉冤之人更从何而能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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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当今天下人才消磨已尽，朝中几乎没有一个肯负责任的大臣。数十年来，大臣们都以遇事模棱两可为处世之法，以处理问题不得罪人为好办法，以钻营为升官的唯一途径，以苟且图安为当官之道。按这个办法做官，结果都非常成功，所以大臣们以此衣钵相承，此风遂牢结而不可解。京中各部的大臣本事不多，还总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各省督抚之中，贤者不过是能不做坏事，不贤的则成天营私。没有人考虑国计民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应付目前，保住官位。如果偶有人想要改革，大家就会认为他没事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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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皇上虽然抓了和珅，但是对和珅时期的方针路线、政治运行习惯，并没有下气力去纠正。十余年来，和珅破坏国家成例，扶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皇帝登基之后，没有进行认真清理。到底现在国家政策，哪些是国家成法，哪些是和珅所改，朝中各部门的官员，哪些是正常途径升上来的，哪些属于和珅的私人势力，居然一直没有认真甄别过。这样大的事都不抓，你皇帝成天在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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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朝中风气不正，整个国家风气也不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8]依他所见，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和珅卑躬屈膝；有大学士、七卿之长，年纪比和珅大一倍，求着拜为和珅的门生，求着成为和珅的亲信；朝中重臣，居然去结交和珅的仆人，与仆人称兄道弟。如此这般，天下风气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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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吏治仍然没有起色。十余年以来，总督、巡抚、藩司、臬司中贪欺害政之人，比比皆是。虽然皇上亲政以来，处理多人，比如“李奉翰已自毙，郑元璹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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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洪亮吉还是指出了陋规横行的情况：“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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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须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大惩贪力度：要将全国各省贪污的督抚全部换掉，将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那些暴露出问题的将军都抓起来按律处理；要向雍正皇帝那样大力兴革，对财政体制进行深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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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深处，嘉庆皇帝也许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他当然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在嘉庆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仍然是可观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要改革一系列祖制旧法。这封建议书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已经接近于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洪亮吉在递交这个建议书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这在皇帝看来，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传统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建议书，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政治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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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嘉庆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11]，从洪亮吉上书中的措辞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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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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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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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张之铸、向斯：《清代皇帝读书生活》，华艺出版社，2007，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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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敏中等：《国朝宫史·续编》卷六《训谕六·皇上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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