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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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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〇,列传第一二七,《王杰传》,中华书局,1998,第2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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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〇,列传第一二七,《董诰传》,第2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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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一,列传第一二八,《戴衢亨传》,第2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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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481、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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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六节 从伟大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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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当中私德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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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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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和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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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他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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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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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有会骑马的。所以,新政不久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到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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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建议书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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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们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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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嘉庆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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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说嘉庆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五年,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己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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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进行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处,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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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说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但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将他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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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呢?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者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申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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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也是嘉庆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五十二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尚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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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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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对嘉庆帝的行政评价很好,例如“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御极以后,锐意图治,早朝晏罢,屏退奸党,升庸名流,惩于和珅,权不下移”,又如“正月亲政以后,总揽权纲,振刷风俗,发号施令,多有可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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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越到后来,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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