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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旻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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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在行宫中看罢皇子旻宁草成的汇报，泪流满面，一夜不眠。邪教教徒攻入皇宫之内，并且差一点攻到了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承平年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嘉庆很清楚，这样天大的丑闻一定会在历史上永远记载下去，这个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遇变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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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列祖列宗爱民如子，深仁厚泽，我虽然能力平庸，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然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却发生在我的任内。细细思量，问题还出在大臣们因循怠玩，不能体我的苦心，悠忽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从今以后，我当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诸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就请你们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以匡正我的失误，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自甘卑鄙，那么就请你挂冠致仕，回家养老，千万别再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过！《遇变罪己诏》最后八个字是：“笔随泪洒，通谕知之！”（见《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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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独一无二。此后数月间，他的诏书中一再出现抱怨、悲叹、感慨之词。他为此作了许多诗，《有感五首》有句云：“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深感自己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在《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中感慨地说：“为君难，至朕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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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门、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至，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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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堂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搏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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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期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鞫问，但此事仍然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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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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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却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当班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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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嘉庆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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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皇贵胄们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中，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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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了重要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们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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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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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结束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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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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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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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要有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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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嘉庆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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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大吃一惊，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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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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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冷，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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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凡事“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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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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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礼亲王昭梿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梿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皇帝早起恭阅康熙朝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梿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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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的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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