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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四大名臣中,李鸿章的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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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经营了一辈子洋务的李鸿章名誉扫地,被撤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被调进京城做了“伴食宰相”,他每日闲居贤良寺,无所事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过李鸿章在贤良寺中的生活:“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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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赋闲”日子,在吴永的叙述中显得清闲而朴素,而据李鸿章家书提供的信息,即使这样的“简朴”生活,每年也要花掉一万多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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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家书中说:“吾年衰耄,当终老京师,岁需食用应酬万余金,时形竭蹶,不复能顾家事。兹因李楼小宅倾圮,不得已勉筹修费六千余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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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估计在北京每年要花一万多两银子,所以不能给家里寄多少钱。这次家里修房子,只能给六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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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所说的李鸿章每天喝一碗鸡汁,据梁启超《李鸿章传》所说,那是两只鸡熬成的。“铁水”和“铁酒”,是用人参、黄芩等药材配制的补品。而且李鸿章追求健康生活,每天都要做例行体检,“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17]。可见他的生活在晚清这个时代环境中,是相当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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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老师,另一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生活水平与李鸿章相比,相当之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见到堂堂两江总督所穿“不过练帛,冠靴敝旧”[18],就是说曾国藩穿的衣服料子非常普通,而且帽子和鞋子都非常旧了。他还在日记当中记载了曾国藩的卧室是多么简陋:“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簟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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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氏往来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家人经常给曾国藩寄些食物,不过内容多是茶叶、小菜之类,价值不高。而李鸿章给家人寄赠的食品可就昂贵得多了。比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致女儿李经璹的信中说:“附寄燕窝十二合,聊供早餐。”[20]燕窝一寄就是十二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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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致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昨又寄到鱼翅百斤,照收。”[21]同年另一封信又说:“两次寄到板鸭百四十只,未免稍多,其味尚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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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在致李经方的信中提到,“十月朔日通永镇专弁送到蟹二千只,多而且旨,此次仅坏千一百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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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翅一寄就是一百斤,板鸭一寄就是一百四十只,又专门派人长途运送“多而且旨”的螃蟹两千只,这种生活水平,自然是曾国藩家族难望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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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任京官时期,有时也会从京中购买一些名贵补品寄回老家,以孝敬堂上老人,不过内容多是人参、鹿茸之类的常见之物。而李鸿章孝亲之物的档次也较此为高。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寄给家兄李瀚章“碧螺春茶六瓶,海虾三百对,呈堂上用”[24]。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在致李瀚章的信中说,今年的燕窝是专门托香港商人从东南亚购得,而茶叶则是苏州人、道员潘其钤在其家乡附近选定茶园,每年专门为他特供的,价格很低,但品质难得:“敝处年例购呈母亲上白燕窝、碧螺春新茶等项。燕窝系托香港商户由暹罗觅购者,内地无此好货;碧螺春系潘道其钤家中附近山产,每年为我选定,价廉品精。兹各寄上十斤,望转呈慈亲收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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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活水平,放到今天也罕有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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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曾国藩凡事谨慎低调,处处强调撙节不同,李鸿章则对这类生活“小节”从不以为意。曾国藩嫁女,规定陪嫁不得超过二百两白银。而李鸿章孙女出嫁,他一送就是一千两:“二孙女喜期闻在冬间,拟给奁资一千两,将由义胜源汇交张媳代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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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的生活花费很大,另一个原因是家族有事,总是习惯大操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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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李鸿章五十岁生日,躬逢其盛的赵烈文在日记中描述其总督衙门内“烛爆如山,黼绣成队”,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参与其事的有上千人,以至赵烈文不禁叹息:“噫!繁盛至此极矣。”[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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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在京津两地同时给老母亲操办寿席:“此间哄动一时,京外送礼称祝者络绎于道,因设寿堂于两江会馆。初二留面、初三设烧烤全席,共二百余桌。津署亦设堂开筵,令方儿代为谢客,共花费四千金。而人情过重,除珍异之物璧却外,寿屏五十架、联二十余幛、三百余轴,如意仅收百枝,计所费亦不赀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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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两江会馆和天津北洋公署两处设宴,席面是“烧烤全席”,摆了两百桌,花掉四千两白银。收的礼品当中,仅如意就有一百柄。当时高官大吏中,能做到这样地步的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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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如此,比如这封信中显示的信息:“惟丧具称家有无,汝婶及榘(李昭庆次子)等既非素封,汝亦虚有其表,不必效三婶、五叔之丧,花至巨万,炫耀乡邻。”[29]可见李氏族中办事,大抵都习惯于铺张喧闹、炫耀乡邻,作风与其师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曾氏家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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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鸿章上千万的巨额财产,来源是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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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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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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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著名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敏捷灵活,对老师的“儒缓”“迂拙”一直不以为然,一生急于事功,拼命做官,处事首先论利害,再论是非。在朝廷上、国际间,都以善于捭阖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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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建立湘军选择人才时,首重道德品质,“选士人领山农”[30],以忠诚相尚。李鸿章则在初建淮军时,就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人以利聚,鸟为食来,他认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31],所以在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淮军军纪一开始就不好,“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32]军饷之多少,对淮军将士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战争中通过劫掠所收获的,远远过之。柴萼记载:“(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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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勇于替部下挡箭,并说“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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