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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四大名臣中，李鸿章的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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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经营了一辈子洋务的李鸿章名誉扫地，被撤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被调进京城做了“伴食宰相”，他每日闲居贤良寺，无所事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过李鸿章在贤良寺中的生活：“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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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赋闲”日子，在吴永的叙述中显得清闲而朴素，而据李鸿章家书提供的信息，即使这样的“简朴”生活，每年也要花掉一万多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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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家书中说：“吾年衰耄，当终老京师，岁需食用应酬万余金，时形竭蹶，不复能顾家事。兹因李楼小宅倾圮，不得已勉筹修费六千余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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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估计在北京每年要花一万多两银子，所以不能给家里寄多少钱。这次家里修房子，只能给六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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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所说的李鸿章每天喝一碗鸡汁，据梁启超《李鸿章传》所说，那是两只鸡熬成的。“铁水”和“铁酒”，是用人参、黄芩等药材配制的补品。而且李鸿章追求健康生活，每天都要做例行体检，“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17]。可见他的生活在晚清这个时代环境中，是相当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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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老师，另一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生活水平与李鸿章相比，相当之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见到堂堂两江总督所穿“不过练帛，冠靴敝旧”[18]，就是说曾国藩穿的衣服料子非常普通，而且帽子和鞋子都非常旧了。他还在日记当中记载了曾国藩的卧室是多么简陋：“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簟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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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氏往来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家人经常给曾国藩寄些食物，不过内容多是茶叶、小菜之类，价值不高。而李鸿章给家人寄赠的食品可就昂贵得多了。比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致女儿李经璹的信中说：“附寄燕窝十二合，聊供早餐。”[20]燕窝一寄就是十二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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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致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昨又寄到鱼翅百斤，照收。”[21]同年另一封信又说：“两次寄到板鸭百四十只，未免稍多，其味尚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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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在致李经方的信中提到，“十月朔日通永镇专弁送到蟹二千只，多而且旨，此次仅坏千一百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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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翅一寄就是一百斤，板鸭一寄就是一百四十只，又专门派人长途运送“多而且旨”的螃蟹两千只，这种生活水平，自然是曾国藩家族难望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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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任京官时期，有时也会从京中购买一些名贵补品寄回老家，以孝敬堂上老人，不过内容多是人参、鹿茸之类的常见之物。而李鸿章孝亲之物的档次也较此为高。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寄给家兄李瀚章“碧螺春茶六瓶，海虾三百对，呈堂上用”[24]。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在致李瀚章的信中说，今年的燕窝是专门托香港商人从东南亚购得，而茶叶则是苏州人、道员潘其钤在其家乡附近选定茶园，每年专门为他特供的，价格很低，但品质难得：“敝处年例购呈母亲上白燕窝、碧螺春新茶等项。燕窝系托香港商户由暹罗觅购者，内地无此好货；碧螺春系潘道其钤家中附近山产，每年为我选定，价廉品精。兹各寄上十斤，望转呈慈亲收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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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活水平，放到今天也罕有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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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曾国藩凡事谨慎低调，处处强调撙节不同，李鸿章则对这类生活“小节”从不以为意。曾国藩嫁女，规定陪嫁不得超过二百两白银。而李鸿章孙女出嫁，他一送就是一千两：“二孙女喜期闻在冬间，拟给奁资一千两，将由义胜源汇交张媳代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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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的生活花费很大，另一个原因是家族有事，总是习惯大操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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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李鸿章五十岁生日，躬逢其盛的赵烈文在日记中描述其总督衙门内“烛爆如山，黼绣成队”，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参与其事的有上千人，以至赵烈文不禁叹息：“噫！繁盛至此极矣。”[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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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在京津两地同时给老母亲操办寿席：“此间哄动一时，京外送礼称祝者络绎于道，因设寿堂于两江会馆。初二留面、初三设烧烤全席，共二百余桌。津署亦设堂开筵，令方儿代为谢客，共花费四千金。而人情过重，除珍异之物璧却外，寿屏五十架、联二十余幛、三百余轴，如意仅收百枝，计所费亦不赀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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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两江会馆和天津北洋公署两处设宴，席面是“烧烤全席”，摆了两百桌，花掉四千两白银。收的礼品当中，仅如意就有一百柄。当时高官大吏中，能做到这样地步的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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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如此，比如这封信中显示的信息：“惟丧具称家有无，汝婶及榘（李昭庆次子）等既非素封，汝亦虚有其表，不必效三婶、五叔之丧，花至巨万，炫耀乡邻。”[29]可见李氏族中办事，大抵都习惯于铺张喧闹、炫耀乡邻，作风与其师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曾氏家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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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鸿章上千万的巨额财产，来源是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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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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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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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著名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敏捷灵活，对老师的“儒缓”“迂拙”一直不以为然，一生急于事功，拼命做官，处事首先论利害，再论是非。在朝廷上、国际间，都以善于捭阖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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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建立湘军选择人才时，首重道德品质，“选士人领山农”[30]，以忠诚相尚。李鸿章则在初建淮军时，就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人以利聚，鸟为食来，他认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31]，所以在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淮军军纪一开始就不好，“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32]军饷之多少，对淮军将士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战争中通过劫掠所收获的，远远过之。柴萼记载：“（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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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勇于替部下挡箭，并说“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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