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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姑息纵容下，淮军将领多发了大财，李鸿章本人亦成为表率：“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仅舒城一县就有军功地主300人以上。……李鸿章及其淮系头目，发战争之财，获取大量收入，并以购买土地传之子孙视为稳固的投资方法，于是合肥土地率为大地主所垄断，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的大地主也不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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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应该是来自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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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更多的财富积累完成于息兵之后漫长的督抚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并非丝毫不讲操守之人。他也曾激烈抨击吏治腐败，对官僚只顾搜括，不顾民生痛恨不已，“官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36]。他在督抚任上也曾大力整顿吏治，参革劣员。特别是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淮军钱银所”现银八百多万两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因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之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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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仅是李鸿章居官作风之一面，他还有着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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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人喜欢排场，讲究气派，对官风官纪之细枝末节一向不那么重视：“对下级官员的逢迎，李鸿章也会安之若素。根据清朝规定，凡邻省督抚及钦差大员过境，在离城一二里地面以内的，准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过二里之外。……但直隶司道大员率同在省各员每逢大员过境，皆远出二十五至四十里处迎接，以致现任州县纷纷效尤，无不越境迎送，在邻封地面驻候。……但李鸿章从不拒绝，坦然受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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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谋私、利益交换、安插私人等官场上常见的勾当，李鸿章信手拈来，一生没少做。“李鸿章也曾多设机构，安插闲人。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以直隶升科地亩为名，于省城及各州县创设清赋总局分局，其实此为藩司应办之事，多此机构，如御史所奏，‘无非位置闲员’‘不独糜费，且恐需索贻害’，次年被撤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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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一定限度内的“陋规”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出访欧洲的时候，他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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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访问欧洲的时候，最喜欢问人家挣多少钱。随员提醒他，老外很忌讳这个，他也不理。有一次，他参观英国一个大型企业，问企业主，你管这么大一摊事，一年收入多少？厂长说，只有一份薪水而已。李鸿章不急不忙地抬起手，指着厂长的钻戒说，那这么贵重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显然，他认为这是“陋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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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判断，李鸿章按官场惯例，收受下属“陋规”，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贪名由来有自。清代督抚年均“陋规”收入十八万两，李鸿章封疆数十年，收入数百万两不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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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从洋务运动官办企业中获利。这是晚清部分官员有别于传统收入来源的一个财富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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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洋炮局，这是他办洋务之始。此后，洋务规模日益扩大，陆续创建或者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底，他创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创办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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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办国有企业，类同封建衙门，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核算不严，损失无人负责，所以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钻。“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结果是“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41]。李鸿章所用之员，很多也名誉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务人才盛宣怀就经常被人诟病。盛氏在购买旗昌公司时，被王先谦、刘坤一参劾受贿，李鸿章对盛宣怀多方保护才使其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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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尽靠山的义务，是因为这些人从经济上会对他进行回报。光绪三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公司时，发现旗昌在账外还有房产三十间、洋房十七所，约值五十万两。盛宣怀即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几个靠得住的内部人另立一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问李鸿章“师欲附股若干，乞密示”，由其操办。[42]李鸿章是否同意，在档案中未见记载。不过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处都有不少的股份，并无疑问。再看下《近代名人小传》中的记载：“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所谓“虚股”，即今日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获益自然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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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出身并不显贵。他出生之际，李家尚属庶民小地主水平，李鸿章曾经在家书中说，祖父每到过年时就会被债主围困，时间长了，甚至为亲友所厌：“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43]李鸿章十五岁时，父亲李文安才中进士。但是李文安以普通京官终，仕宦所得十分有限。李家后来成为合肥首富，李鸿章的贡献当然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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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做官第一目的当然不是要发财，但是他为官不以操守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自然导致大量财富沿着权力管道汇入其门。这在晚清参与洋务运动的督抚中，应该具有一定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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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憔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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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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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宋路霞：《细说李鸿章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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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上书，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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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上书，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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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上书，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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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上书，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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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宋路霞：《细说李鸿章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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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转引自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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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许知为：《李鸿章家族在芜湖的经商活动》，载《工商史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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